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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小说作家戈迪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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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03月24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1:12北京时间19:12发表
南非小说作家戈迪默


在南非人民废除种族隔离、寻求社会公正和民主的奋斗中,非国大是一只主要力量,而身为白人的戈迪默也是这场斗争中的一名坚定战士。

英国诺丁汗大学的纽曼教授是研究戈迪默作品的专家:戈迪默总是说,如果她不是生在南非的话,她可能根本不会从事政治活动,她会认为作品的文学价值远远高于其政治意义。她还说过,如果你是个好作家,进入政界就是个错误。但十分明显的是,她所有的小说都探索了南非高度政治化的形势下个人生活的复杂性。


南非小说作家戈迪默

美国麻萨诸塞大学的克凌曼教授既是戈迪默的朋友,也是研究戈迪默的权威:我可以坦率地承认,第一次和她见面时,因为她太出名,我感到有点害怕。人们说她聪明绝顶,她的确非常聪明。人们说如果她认为你的问题很愚蠢的话,她就不会很客气。我当时担心我的问题可能很愚蠢。但事实她毫无架子。我认为她是一个宽厚、活泼、很有生气的人。她身上带有某种自然的活力和宁静。和她交谈令人愉快。她对人有浓厚的兴趣。当然她有自己的看法,而且说话很坦率,并不觉得有什么难堪。

“误入”政途

和大多数作家一样,戈迪默的小说素材也来自她的童年。那么出生在1923年的戈迪默究竟有个怎样的童年呢?纽曼教授说:她是在约翰内斯堡附近的一个矿业小镇斯普林斯长大的。这个小镇的人几乎都在同一家公司工作。她父亲是犹太人,刚移民到南非时是一名流动钟表匠,后来就在斯普林斯开了个铺子。她父亲不爱讲话,别人很难了解他。戈迪默自己说,她父亲种族主义观念很强。但戈迪默本人受母亲影响更深。因为她十岁时有一次在昏倒在学校里,母亲说她是得了心脏病。她因此不能跳舞、不能运动,整个青春期都是在家和母亲一起度过的。直到她怀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去医院作检查,才发现她从来都没有得过心脏病。她母亲骗她是为了不要女儿离开自己。

母亲的谎言把女儿留在了自己身边,但是戈迪默的童年和青春并没有荒度。这个没有朋友,也无法出门的女孩子把热情投入写作。

戈迪默14岁就有短篇小说发表。她有个家庭教师。除此之外她都是一个人读书、写作、陪她母亲去网球俱乐部等等。她说,那样的生活对她非常残忍的,但可能正是那样的生活才把她造就成一个杰出的作家。

一直到莎拉的腿彻底变坏之前,她都在我们家当佣人。她人很胖,皮肤是浅棕色的,就像气球吹得越大,颜色也就变得越浅,莎拉的肤色也被扯得越来越浅了。她戴着精致小巧的金边眼镜。她烧得一手好菜,虽然奶油用得很多。

有关莎拉,我们只注意到这些。

写这篇短篇小说时,戈迪默只有20来岁。那时的她就已经在作品中开始挑战南非白人对黑人的态度。

这首《云雀》出自50年代末期。当时南非还在实行严格的种族隔离政策,白人和黑人被分隔在两个世界中。克凌曼教授说,和其他许多南非作家不同的是,戈迪默从开始就以南非内部的事情作为作品主题

在南非长大是一段特别的经历,对于想当作家的人来说就更是如此。南非似乎并不属于文学世界,好像只有那些来自英国或者欧洲大陆法国、俄国等地方的书似乎才是货真价实的东西。南非作家总得经过一番努力才认识到他们身边的事情也可以成为作品主题。而戈迪默一开始就认识到她所生活世界的特别,到镇上来的黑人矿工,他们的花毯子,他们的语言都令她感兴趣。我想,开始时这兴趣只是人文的,后来才变为政治的。

四十岁后,戈迪默在政治上活跃起来。当时非洲人国民大会被政府明令取缔的组织,但她则与非国大秘密接触,甚至成为该组织的成员。她的几篇小说,如66年的《已故的中产阶级世界》和79年的《伯格的女儿》在南非都被禁止出版。戈迪默的作品并不是就种族隔离政策进行政治辩论,而是描写人物的心理,写他们的生活如何被种族隔离扭曲。

克凌曼教授说:人们赞赏戈迪默,是因为她智慧非凡,对她的世界以及其中的人有着深刻的了解。我个人还认为,她的写作技巧非常值得推崇。象她在70年代初期写的小说《提倡保护资源和文物的人》在我看来就是一部杰作,每个词、每个句子,每个段落都恰到好处,把种族隔离政策下的个人生活勾画的淋漓尽致。

种族隔离题材

他的左脚一下踩进前面的一个泥坑。他身体倾斜,两只手臂在空中舞动着想要保持住平衡,直到最后一只手掌按在湿漉漉的草地上,才总算稳住了。有那么一阵,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就以那怪诞的,象运动员等着发令枪起跑似的姿势停顿着。这样失足可能把腿折断,但他并没受伤。只要把腿从烂泥里拔出来就行了。泥浆已经从渗进靴子里面,一直淌到他脚底,象有一只大手掐住了他的踝骨。那是一只柔软而冰冷的黑手。真恶心。他当然清楚那不过是真空吸力而已,他越使劲儿往外拔,吸力也就越大。要是可能的话,他可以索性把脚从靴子里抽出来。但他的左腿几乎齐膝陷在烂泥里,脚根本拔不出来。他使劲拔了又拔,但都无济于事。这真是荒唐。惊慌之余,他无奈地笑出声来,随后放弃了挣扎。而他觉得,那与他对抗的力量也松开了,吸力消失了。他不得不拖着一条满是泥巴的腿走回房子。那条腿象铅铸的一样重,让他觉得好像一半身体还埋在泥里面。

这个陷在泥里的人是个白人,而泥是黑颜色的。小说里多次提到泥,但 从没明确地显示它有什么象征意义。

克凌曼说,戈迪默主要不是提供答案,而是提出问题:戈迪默的文字出名的模糊。拿她小说的结尾来,基本上对每个结尾都有不止一种解释。最突出的例子是写于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的小说《七月的人》,当时南非尚未发生变化。在故事中,南非爆发了革命,一个白种女人带着全家逃到他们一个黑人佣人家所在的村庄。小说结尾,女主人公决定抛弃一切,包括自己的家人和那个保护了她们的村庄。她为什么抛弃这一切,是逃避过去,还是奔向未来?小说结尾有一架直升飞机降落下来。这究竟代表什么?是南非政府还是自由战士?这些问题都很难回答。

她湿着脚穿上鞋就跑。小路上,一头弓背丛林矮母牛被她惊得跑开了。她奔跑着,在周围和前方丛林似乎是在洗耳恭听的寂静中,她能清楚地听见沉重的噗噗声:发动机并没有熄火,在等待。她奔跑着:把一辈子被压抑的信任全部托付给自己。对周围保持着警觉,像这个季节任何其他既不在寻偶也不要照顾小兽的母兽一样,放弃一切责任,只为自己的生存而存在着。她仍然能够听见,从一排排树的后面传来的有节奏的发动机声。她朝那声音跑去。她奔跑着。

80年代,南非的政治局势一度相当紧张,内战似乎一触即发。然而,历史没有朝那个方向发展。种族隔离政策相对和平地结束了。很难衡量戈迪默的作品对南非的转变起到了多大的作用。正如纽曼所说,戈迪默的多数读者并不是南非人。

戈迪默的读者群一直都是个问题。南非黑人受教育程度很低,近年来虽然开始改善,但仍然很不够,所以并没有很多黑人看书。另一方面,很多南非白人也因为她的书被当局禁止,或是不赞同她的观点立场,所以读她的作品的也不多。人们因此说戈迪默的多数读者都是外国人,我觉得这一情况至今没有改变。

但从个人意义上说,克凌曼教授认为,戈迪默对南非废除种族隔离政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她很有勇气,在最艰难的时期进行活动是要冒真正风险的。她参加示威游行,到黑人区参加葬礼等等,80年代黑人葬礼往往政治事件,地方当局总会派出警察、坦克和装甲车。她要是没有极大的勇气,是不会去参加的。但她同时知道,她和其他许多活动分子不一样,她从来没有被逮捕,从来没有坐过牢。她知道有些人比她更担的风险更大。戈迪默觉得自己的真正工作是写作。我觉得这是符合事实的。

戈迪默在199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这个时候把奖授予她显然有政治意义。这次诺贝尔奖授予南非人,但没有授予南非黑人,使有些人感到遗憾。但以文学成就而言,戈迪默确实是当时唯一的人选:我必须指出一点,戈迪默得奖是因为她的作品应该得奖。我认为她是一个杰出的作家,她的部分作品能真正地经受时间的考验。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的一点就是,90年代初南非刚刚开始发生变化,也使得颁奖给南非作家终于成为可能。戈迪默在作品中表达了对南非的希望。我想这也是把诺贝尔奖授予她的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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