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12月10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的諾貝爾頒獎典禮上，大江健三郎接受他的文學獎獎章之前，皇家斯德哥爾摩交響樂團特別奏起了芬蘭作曲家西貝柳斯的《那是一個夢嗎》。這首樂曲選得恰到好處，因為大江健三郎的許多小說都在不斷提問，人生是不是一場夢，是不是一場惡夢。

大江健三郎在瑞典贏得了掌聲，但日本國內對他獲獎的反應則褒貶不一。劍橋大學的莫里斯博士是研究當代日本文學的權威：自由派的文學批評家對大江健三郎感到激動。很長時間以來，大江一直命運不濟，所以他們覺得把諾貝爾獎授予大江是証明瞭他的價值。不過那些比較保守以及民族主義傾向較強的人反應則正相反。剛剛得知大江獲獎的時，他們都驚訝不已，隨後就感到憤怒。他們認為大江獲獎是因為他對日本保持批評態度。還有人認為大江是個典型的自由派，一直都在挑戰日本社會很多人直到今天仍一直珍視的傳統的文化價值觀。

日本小說家大江健三郎

大江健三郎肯定讓不少日本人感到震驚。在他之前獲得諾貝爾獎的日本作家川端康成文體非常雅致優美，而大江的文體則剛好相反，十分放肆，咄咄逼人。難怪會有文學評論家反對把諾貝爾獎授予給他。

充滿爭議

莫里斯說：在他的早期作品中，大江健三郎把生動的性描寫作為一種武器，完全不顧日文的傳統、不顧任何姿態和趣味。他創造出一種氣勢洶洶、曲折行進的文體，大量使用外來語，句子結構蜿蜒散漫，象川端康成那樣的傳統派作家可能做夢也想不到會有人這樣寫日本。

大江健三郎小說的主題也是個充滿爭議的問題。他把自己的作品稱為"怪誕現實主義"，但事實他的小說并不容易歸類。大江的作品把最強烈的恐懼和下意識的愿望穿插在日常生活中。無聊平靜的一天會突然被強姦、謀殺、自殺等可怕的事件打斷。不合常理的想象改變了現實。莫里斯提到大江健三郎在70年代早期發表的一部小說

怪事開始發生了，那男人在街上看到一把鋸子放在地上，這讓他回憶起過去他老家山村附近有人使這種鋸子，想起那些人是從前被村民們攆出村子的。然後有一陣子他把這事忘了，但後來他發現一伙神秘人來到一塊荒地，其中一個年輕人拼命地挖一個又大又深的坑。他從不休息，總是不停地挖。然後一天他妻子出去倒垃圾的時候，看見垃圾堆的頂上有一個被切下來的人指頭。男子再見那個挖坑的年輕人時，發現他一個手指上包著厚厚的繃帶。這以後又發生各種各樣的怪事。我覺得大江健三郎認識到了生命的脆弱，但他不愿通過普通的病痛或是悲劇來表達這種脆弱，而寧愿選擇更為戲劇化的手法，結果他筆下的現實主義就被變得怪誕、令人害怕。

美國德克薩斯大學內皮爾教授是大江健三郎的朋友，也是研究他作品的專家：大江很滑稽，他喜歡說笑話。他喜歡聊天，但不會只是無聊的閑談，與他談話很有意義。他來過我們大學幾次，一次我們和學生一起吃中飯。我在旁邊看著他給學生講他碰到的一件事，我知道他在其中加入了一些他即興編造的情節，學生們聽了都說真有趣，他聽了就對我眨眨眼。大江就有這種本事，能在飯桌上當著你的面編故事。

個人經歷

大江健三郎1938年生在日本四國一個偏僻的山村。他從小聰明好學，因此得到上東京大學的獎學金。他在東京大學修讀法國文學，同時寫了一些小說。他這時的作品深受法國哲學家兼作家薩特影響。1963年，大江的妻子生下一個嚴重殘障的孩子，這徹底改變了大江健三郎的生活。

他的頭骨上有個很小的缺陷，一個小洞。隨著頭骨的發育，這個洞也變大了。隨後，洞外長出一個囊，保護他的腦子，流入囊內的脊髓液的壓力把腦漿向後推，使腦漿留在頭顱里面。多么鬼斧神工！孩子出世時，他媽媽聽見從醫生手里接過孩子的護士"啊！"地喊了一聲，就昏倒了。甚至我第一次看見那孩子的時候，也以為他長了兩個頭。

這其實并非大江健三郎在講述自己的故事，而是他在1990年發表的小說《寂靜的生活》的片斷。但是小說中的這個孩子身上無疑有著大江自己孩子的影子。莫里斯說：大江健三郎把自己受到的種種打擊變成了他寫作的動力。例如，兒子的殘疾使他感到極度苦惱，而當他尚未擺脫這種苦惱時，他的一個朋友又自殺了。于是大江和一位編輯去了曾經受到美國原子彈轟炸的廣島。要是你感到不順心，廣島絕不是一個能使你高興起來的地方。而大江去那里，就是為了經歷真正的更大規模的痛苦和折磨。

曾經有人提出，1945年美國在廣島和長崎投下的兩顆原子彈對于20世紀下半葉日本的整個文化和民族意識的形成都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而大江就更是明確地把兒子的殘疾和原子彈的災難聯系起來。他給兒子取了一個樂觀的名字，叫"光"，并常常把他作為小說人物的藍本。他在1964年寫的自傳體小說《個人的體驗》中就探討了自己和兒子的關系。

"吸進了氧氣，但情況好像不太好。"救護員回頭報告說。醫生趕快站起來去察看輸氧管。

就在這一瞬間，鳥第一次看到了自己的孩子。那是一個很難看的嬰兒，赤紅的小臉上滿是皺紋，眼睛像貝殼接口的縫，硬硬地闔著，鼻孔插著橡膠管兒，而閃著珍珠光澤的桃紅色的小嘴，則發著無聲的呼喊。鳥不禁抬起屁股，探著頭，他看到了孩子包著繃帶的頭。繃帶後面，血漬點點的脫脂棉里埋著的，很明顯，是一個異形的存在。

鳥幾乎不敢正視，轉臉坐下，臉貼在車窗窗框，望著匆匆向身後退去的街市。警笛驚嚇著路上的行人，行人們和鳥剛才看到的那群孕婦一樣，懷著好奇和莫名其妙的期待，注視著急救車。像突然定格的電影畫面，他們的動作突然不自然地靜止。這正是他們看到平淡的日常生活細微的裂紋的時刻。

《個人的體驗》絕對不是純粹的自傳。大江健三郎會不斷對現實進行渲染。事實上我也是他一部作品中的一個小角色，他對故事中的我有著相當有趣的加工。不過顯然他的兒子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焦點，在《個人的體驗》中，孩子的父親想到孩子將來的生活，曾經想過是不是讓孩子死了更好，但最後他還是決定盡力救孩子的命，以後一切都順當了。但同時期大江健三郎還寫了另一部小說，那篇小說中父親做出了完全相反的決定，他被動殺死了自己的兒子，因此陷入深深的自責。

把自己的經歷反復加工并融入小說，這已經成為大江健三郎的一個特色。他的代表作《萬延元年的足球隊》不僅描寫一個殘障孩子的出生，還描寫一個人上吊自殺。1962年，大江的一個朋友就因害怕核戰爭造成的全球毀滅而上吊自殺。和大江健三郎許多其它作品一樣，這篇小說也有很多讀來令人不安的段落，我仿佛真的只身蹲在夢中的法官和陪審員面前，躲開所有人的視線，在黑暗里閉上眼睛，屏著呼吸把像是一個球形異物的頭放在外套和毛毯裹著的胳膊上。 那些超越了自己的地獄的人，確實有著一種切實的實在感。相形之下，我卻沒有任何積極的意志。難道我只能在模糊不定、頹唐消沉的歲月里這樣苟活下去 了嗎？難道我就無法放棄這一切，逃到更加輕松的黑暗中了嗎？

近 20年來日本社會發生了劇烈變化。大江健三郎所感興趣的精神價值觀以及自由主義和人道主義價值觀在現在的日本已經不流行了。大江健三郎在接受諾貝爾獎時發表的講話中也承認了這一點。那么作為一位作家，大江健三郎到底有什么成就呢？內皮爾教授認為，他的主要成就之一就是通過描寫普通日本人的理想和恐懼，打破了西方世界對日本千篇一律的刻板認識。

大江健三郎是一位富有人性的作家，他的作品顯示出博愛，一種對世界和普通人的關心。傳統上日本文學并不注重博愛。這當今這個隨時可能遭到核武器破壞，人人都要面對家庭問題，嬰兒可能天生大腦缺損的世界里，大江試圖解釋人生的意義，寫出受眾人喜愛和欣賞的含義深刻而又丰富多采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