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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实验剧作家和小说作家高行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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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03月24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3:34北京时间21:34发表
中国实验剧作家和小说作家高行健


2000年12月,瑞典斯德哥尔摩,诺贝尔颁奖仪式上,发言人宣布200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作家高行健,因为他的作品具有普遍价值、见解尖锐而深刻,而且显示了巧妙的语言才能。他的作品为中国小说和戏剧写作开辟了新的道路。

高行健在1987年就离开了中国,以政治难民的身份定居巴黎,而且获奖时已经加入了法国国籍。他作品在中国属于禁书之列。可是他显然还是华人。因此所以据说高行健获奖的消息公布后,当时的中国总理朱容基当即向法国政府发了贺电。据说这封贺电曾在互联网上出现。消息公布五小时后,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就颁奖给高行健提出正式抗议,朱容基的贺电也随即消失了。

第一个获奖的华裔作家

高行健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华裔作家,他得奖的消息在海内外华人社会都是大新闻,同时也激起了相当强烈的反应,高行健在得奖后接受本台专访时说:我不太明白,也可能我现在在西方社会生活的时间比较长了,人们之间相处比较以平常心相待。艺术家在西方社会也不具有举足轻重的角色。现在我得了一个奖,要么举足轻重象征中华民族,要么就是背叛了中国民族,因为我现在已经不是中国国籍,有的批评就说我是背叛了中华民族,其实我现在的生活环境已经远离了这种争论但是这种批评有重新让我回到了一个我原来以为已经告别了的社会和生态环境,所以这也有点让我吃惊。


中国实验剧作家和小说作家高行健

撇开所有的政治争议不谈,高行健无疑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最先锋的实验派作家之一。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梅布尔*李教授与高行健很熟悉,并曾经翻译过他的部分作品。那么她眼中的高行健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觉得他很聪明,喜欢探索人的心理和行为,对事物观察入微。我想他可能生来就有很高的艺术鉴赏力。他对绘画、油画、电影制作、表演艺术都很感兴趣。这在他作品中都有反映。此外,他还很会讲故事。

我打出生起就逃难。我母亲生前说,她生我的时候,飞机正在轰炸,医院产房的玻璃窗上贴满了纸条,防爆炸的气浪。她幸运躲过了炸弹,我也就安全出世,只不会哭,是助产医师在我屁股上打了一巴掌,才哭出声来。这大概就注定了我这一生逃难的习性。

这个选自高行健小说《灵山》的段落实际上也是他真实生活的反应。逃难或者说逃亡一直是高行健作品中的一个重要主题,甚至他的一部有关89天安门事件的话剧就名为《逃亡》,但是高行健强调说,逃亡并不意味着怯懦和逃避现实,

逃亡不是被动的消极的,逃亡是自救,是求生。我想求生是一个对人生的基本肯定,如果我们连生命都不要的话,那么最后就会把生命供奉出去,如果不是献给以前一样供奉给上帝,那么就是供奉给一种以集体名义化妆的所谓祖国,人民,政党,阶级,那就是说要求人们牺牲,我觉得这个哲学恰恰是一个更加恶劣的哲学,因为他是把人的基本价值,生命都否定掉的

高行健1940年生在江西赣州,父亲是银行职员,母亲是业余演员,这似乎使他从小就对舞台表演产生了兴趣。60年代初,高行健考入北京外语学院学习法语,文革初期,他一度作过红卫兵头头,但后来也被打倒,被下放到农村劳动。他在38岁的时候被调回北京,并重新开始写作,80年代初期,他发表了短篇小说《寒夜的星辰》和《有只鸽子叫红唇儿》,一篇辩论性很强但比较粗糙的文学评论《现代小说技巧初探》。以及剧本《绝对信号》。此时他的实验和先锋精神已经有了相当明显的表现,但是中国文学界的领导以及强硬派们还并没有觉得他会是一个麻烦。不过高行健的下一个剧本《车站》却改变了他们的看法。

伦敦亚非学院中国文学讲师霍克斯介绍说:观众们可以看到舞台上有些人站在一个公共汽车站上。这个车站是唯一的道具。车站上的人们来自各个社会阶层,年龄不同,经历也不同。他们先等了一个月,然后等了一年,公共汽车有时到站,有时从站前驶过,最后他们发现已经在车站上站了十年。这正好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长度。这出剧借鉴了荒诞派爱尔兰剧作家贝克特的著名话剧《等待戈多》,同时也带有相当明显的政治潜台词

当时中国正在大力清除精神污染,《车站》政治潜台词自然很快就得到了注意。一位高级官员将《车站》称为建国以来最恶毒的戏剧。所以在演了六场之后就被当局禁演。

受批判中的高行健离开北京,用了十个月的时间从长江的源头沿江向下游步行,一直游历走到东海岸。返京后他写了以生态和文化作为主题的剧本《野人》。这出棱角分明的先锋派剧作使高行健在中国的名声达到了顶峰,但对他的批评,压制和排挤并没有中止,1987年,高行健离开中国,在巴黎定居,并开始根据他当年沿长江的步行的见闻和感受写作小说《灵山》。

早起,原打算去九龙池,大雾迷像。他走在前面,三步之外就只剩下个淡淡的人影,到五步远我大声招呼他都难得听见。山雾居然浓密到这程度,昨夜灯光竞能在上面投影,也就不奇怪了。对我这当然是一种新鲜的经验,吹口气都有白色的雾气袅绕来填充吹开的空隙。从洞口还没走出百步远,他却站住,折回头说不能去了。

"为什么?"我问。

"去年也是这鬼天气,有一伙六个人进山来偷挖药材的,只回去了三个,"他嘟嚷道。

"你不要吓唬我,"我说。

《灵山》远远不止是一本游记。伦敦亚非学院的中国文学讲师赵义衡认为,《灵山》是一部完整的精神史诗,是对自我和智慧的寻求:从写作技巧上说,这部小说分成许多片断,缺乏前后一致的构架,但这正是它的迷人之处。它不需要任何构架,他有一种把所有东西结合在一起的精神。

在这本书中,高行健的文字技巧也得以充分的体现,《灵山》英文版的译者,悉尼大学梅布尔·李教授说,高行健有意选择一种特殊的语言进行写作: 高行健对1980年代的中国文学所使用的语言感到很失望,所以在写《灵山》的时候他有意识地避开滥用辞藻和硬译外文的做法,使他的作品具有中文的韵律美。

高行健似乎不仅利用写作探索他所观察到和感受到的世界,同时也在利用写作的机会探索自己。虽然高行健居住在法国,操流利法语并可以用法语写作,但他在很多层次上都是一个相当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渴望出世一样,高行健也渴望自由。

不分东西方

在西方或者是在东方,一个作家要充分维护自己的个人权利,个人的价值,或者说他从事的文学要变成真正是独立的,独立于这种或者那种政治的利益,独立于这种或那种权力,以及包括在现今西方的巨大的商品一体化。如果一个艺术家还想留下他个人的声音,个人的痕迹的话,要付出很大的努力,所以我才费这么大劲来鼓吹这么种看来是吃力不讨好的东西。但如果不作出这种鼓吹的话,换句话说,不做这种挑战的话,不发出个人声音的话,那么个人就会淹没在滚滚的时代浪潮里

1999年,高行健发表了自传体小说《一个人的圣经》,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反思

深夜,机关里斗争会结束他才回到房里,和他同住一间屋的同事老谭已经由红卫兵关在办公楼的会议室里,隔离审查回不来了。他锁上房门,掀开窗帘一角,见院里邻居家灯光全熄了;放下帘子,再仔细查看窗户别漏一点缝隙,这才打开煤炉。旁边放上个水桶,开始烧他那一叠叠的稿子,还有大堆日记和笔记,自他上大学以来大大小小有好几十本。炉膛很小,得几页几页拆开,等焦黑的纸片燃透成为白灰,再铲进水桶里,和成泥,不容一点没烧尽的黑纸屑飘留在外。

文学评论人士往往将目光集中于高行健作品的政治性上,可是尽管他的作品接触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89天安门事件等具有高度政治性的话题,但是高行健本人却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政治作家

文学高于政治,如果不说凌驾于政治之上的话。为什么,文学,当他没有一种现实功利的时候,他就具有这么一种所谓崇高的品质,因为他朝里了现实中这样或者那样的政治利益,这也就是说,它只是一个冷眼对人生的关照。我主张这样一种文学。当然,人们总企图还要在把你拉到某种政治倾向的文学里去,我想我当然不可能再回到这样一种文学。我想华人文学,或者中文文学,或者是中国文学,如果不从这种状态里摆脱出来,这对中国文学,中国文化都没有好处。

得奖前,知道高行健,了解他作品的人并不多,香港在2001年演出了高行健的一出剧,而大陆的中国人至今也只能在互联网上看到他的作品。高行健似乎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生活在繁华西方大都市的他是一个最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身为华人的他也是一个真正的世界人,那么高行健究竟是谁?

我想最好的回答就是,我是高行健,对作家来说值得看的是他的作品,我在西方生活以后才感到,作家到底是哪国人是最不重要的问题,那只是纸张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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