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民族主義在中國表現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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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民族主義在中國表現強烈。甚至出現由極端民族主義情緒導致的暴力行動。為什麼會出現民族主義高漲的現象？
這種現象的背後是什麼問題？它對中國社會生態又會產生什麼影響？今年秋天在歐洲舉行的第二屆中歐論壇上，各國學者，民間人士對這個問題進行了探討。本台記者嵇偉採訪了參加討論的幾名中國學者, 討論中國民族主義何去何從。
自鴉片戰爭以來，民族主義在中國經歷過幾次高峰，包括辛亥革命和抗日運動，主要表現為民族整合與反抗侵略。1990年代開始，民族主義重新在中國強勢抬頭。從1996年出版《中國可以說不》、1999年中國駐貝爾格萊德大使館被炸後的示威、2001年中美撞機事件、到2005年4月中國各地包括首都北京在內的十多個大城市的反日活動，民族主義思潮在國民中普遍高漲，甚至出現由極端民族主義情緒導致的暴力行動，使中國的民族主義一度進入被某些學者稱作"高火險期"的階段。那麼九十年代以來民族主義重新在中國大陸興盛的原因是什麼呢？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研究員徐友漁認為，這是為了填充六四民運之後中國出現的意識形態真空。
徐友漁: 民族主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恢復。首先是因為1989年在中國發生的事件，緊接著東歐和前蘇聯發生的巨變，使得原有的意識形態出現了某種的真空。政治上比較敏感的學者，就向當局柬言要用民族主義來彌補意識形態，使民族主義成為官方意識形態的一部分。
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中國與亞太關係中心主席吳國光教授
認為，前蘇聯的解體，給了中國政府一個前車之鑒，因而大力提倡以整個中華民族為主體的民族主義。
吳國光：90年代以來中國民族主義再次興起。一方面是由於發生了89年的事件，再加上東歐和蘇聯東歐的共產主義政權垮台。中國政權有意地鼓動民族主義，一方面，來代替已經缺乏凝聚力的馬列主義，用民族主義來凝聚民眾，支持這個 政權的合法性。再一個，政府看到蘇聯解體的過程中民族問題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中國也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如果不是這樣一個共產主義的政權以強制的方式來維持統一的話，民族問題也可以變得很嚴重。所以，中國民族主義在90年代興起，有一個很大的特點，就是以整個所謂中華民族作為一個民族主義的基本單位，完全無視中華民族內部各個民族群體之間的區別。
有學者指出，中國的宣傳思想和媒體報道以1989年的六四民運為分水嶺。在1989年之前，媒體報道大多體現的是中國知識分子親西方和反傳統的主流思想，而89年之後，媒體大力宣傳的是政府弘揚的中華傳統文化，強調中華民族的概念，以及愛國主義和集體主義的教育。可以這麼說，九十年代以來中國民族主義的興起，尤其是極端民族主義的出現，是當局為了轉移六四之後公眾的憤怒和政府的壓力而有意鼓動起來的。中歐論壇的發起人、法國政治與思想研究中心的陳彥博士分析極端民族主義對整體民族利益的危害。
陳彥：所謂激進的民族主義，它在講民族主義的時候，一定是以講民族主義的名義來達到某種政治目的，而且這個民族主義很可能就會被利用來破壞民主機制。因為從它的極端邏輯發展，它會是一個排他的，並說自己的民族利益是至高無上的，甚至超過其它民族的民族利益，那麼就會發生戰爭。從內部來講，它會以民族的利益來抹煞個人的利益，以民族集體的名譽來抹煞個體的作用，個體的地位。共產主義，民族主義都是集體主義的，會被一小部分人利用，以民族的利益說話，以民族主義的名譽代表整體利益，其實可能損害了整體民族的利益。
徐友漁舉了兩個例子，顯示民族主義中的狂熱成分可能給中國帶來的現實危險。
徐友漁：在中國民族主義的狂熱成分中包涵了很大的危險。這種危險表現在台灣問題上，比方《中國可以說不》的作者就主張要盡快地武力攻打台灣，這本書的原話是這麼講的，"小打不如大打，晚打不如早打"。
另外一個例子，是中國大陸最提倡儒家文化的代表人物陳明也鼓吹要下決心攻打台灣，他說："中國的軍事能力並不是很重要，關鍵是要有意志和決心，一次打不下，可以打二次，二次打不下可以打第三次，這叫做血戰到底"。我覺得這種思想是非常危險的。
台灣問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最大的政治難題之
一，也是海峽兩岸以民族主義的名義爭執最激烈的話題。中國中山大學政務學院副院長肖濱認為，民族認同和心理認同是解決台灣問題的關鍵。
肖濱：很多台灣人認同他們是台灣人，不願認同 他們是中國人。台灣問題的解決，我認為經濟的發展是非常重要的。三通最終是不可避免的，誰都阻擋不了。但是海峽兩岸真正要統一，除此之外還有一個新的統一，就是認同的問題。
除了台灣問題，一些邊疆地區的少數民族要求自主與獨立，也是北京的執政者頭痛的問題，尤其在西藏和新疆。那麼在共產黨中國建國近六十年中，佔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漢民族和少數民族之間的利益是否平衡呢？中國新權威主義的代表人物之一、上海師範大學教授蕭功秦認為，中國的56個民族有著共同的利益。
蕭功秦：中國的民族主義一般就是國主主義。以中華民族作為一個主體，應付外部的挑戰壓力，56個民族有利益的共同性，因為這種利益的共同性，針對外來的挑戰壓力的時候，他們就有一種向心力。
但陳彥認為，中國當局對民族問題的處理使用的是強權壓制。
陳彥：現在國家往往像歐盟這種情況，組成一個聯邦，這個聯邦是自願結合起來的。但是一個帝國呢，就是從上至下強加下去的。中國從傳統到現在其實是一個帝國的架構。那麼，在這個帝國架構之上，中國政府目前把民族問題的處理看作是個很微妙的問題，不是很容易處理的。它還是個帝國的架構，如果放鬆，這個帝國可能就會垮掉，所以它不能夠放鬆。當然同時它要維持帝國的架構，代價也很高。但是目前它沒有任何其它的選擇，它必須維持這個架構，壓制要求獨立的聲音，維持強權。
和許多其他國家一樣，少數民族要求獨立，是中國當局必須面對的難題。肖濱認為，要解決這個難題，給與少數民族更多文化上的自主空間是非常重要的。
肖濱：中華民族是個多元體，是一個中國人民的命運共同體，她包括藏族啊，維吾爾族啊，56個民族所組成。在政治上，它強調中華民族是一個統一的國家，少數民族區域自治，它不是聯邦制，單一框架上的民族區域自治。不管是在新疆還是在西藏都有些所謂分裂主義的聲音，在學術上，我們可以把它稱為族群主義。確實有些非理性的，不健康的分裂主義傾向，統統可以把它與藏獨、疆獨連在一起。這個當然是中國構建一個多民族國家過程中的一個難題。我們怎麼解決這一難題呢？我覺得除了發展經濟以外，在文化上給他們更多的自主空間，尊重他們的宗教啊，包括語言選擇的權利。讓這些少數民族族群放棄分離主義。
蕭功秦的看法是，獨立不同於自主，獨立會破壞中國整體民族的共同利益。
蕭功秦：各個民族，各個族群都有它自己的利益，這是很正常的。但是作為一個國家獨立，我覺得這一觀念，從某種意義上講，是一個脫離時代的觀念。因為中國具有利益的共同性，它的利益共同性，只有在這個共同體共同在一種互相協作過程中，才可能群策群力，共同解決現代化過程中的困難。
在一個多民族的國家，成功的統治者會避免大民族沙文主
義，用積極的民族主義精神去凝聚和整合各少數民族。吳國光認為，中國目前的大一統，卻是靠專制來維持的。
吳國光：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以一個中華民族整體的這樣一個認同，來排除其它的一些局部的認同。面對外部世界不斷的強化，中華民族這時的認同是抹殺內部有分別的認同，比如說藏民族的認同啊，蒙古民族的認同啊，就使得它成為一個非常片面的帶有壓迫性的一個民族主義。就是現在這個大中華的民族主義是完全是靠政治力，專制力來維持，沒有解決民族之間的問題。
但是早在辛亥革命時，提出三民主義的孫中山先生就相信，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也就是民主，是能夠並行不悖的。而吳國光認為，中國目前的民族主義是反民主的。
吳國光："五四"時代是中國民主意識覺醒的高峰時期，"五四"時代也是把民主思想介紹到中國來的一個開端。我曾經做過一項研究，就是把20世紀末的中國民族主義和1910年代，"五四"前後的民族主義做一個對比。"五四"時代為了尋求民族的富強，批判中國傳統的政治制度，認為這些東西是導致中國極貧，極弱的最重要原因。所以呢，就開始尋求民主。那麼，到了1990年代中國民族主義再度崛起，它就排斥西方的東西，可以說現在中國的民族主義，它的基本政治價值是反民主的。
中國目前民族主義表現的另一個特徵，就是文化上的保守主義和復古，這種受政府提倡的現象受到許多學者的批評。但蕭功秦認為，文化保守主義在目前階段有積極意義。
蕭功秦：過分地熱衷於西方化，就使得中國本土的文化出現斷裂的趨勢，喪失了對自己文化的認識。正因為如此，現在的文化保守主義思潮有它的積極意義。它們更強調中國人的文化認同和對傳統的回歸。通過對傳統的回歸，使自己在全球化的浪潮當中不至於消失的無影無蹤。
談到全球化，中國九十年代以來強勢抬頭的民族主義，與日益深入中國心臟的全球化之間有什麼樣的關係呢？
吳國光：21世紀以來，隨著中國愈來愈深地捲入全球化，中國民族主義就不僅僅是一個政治上的因素，還有經濟上的因素和文化上的因素。隨著全球化愈來愈深入到中國，中國對於自己文化主題性的喪失的焦慮愈來愈增強，在全球化中失去經濟利益的群體呢也在增加，所以呢，他們也在相當程度上擁抱民族主義 。中國政府是主動地擁抱全球化，他們借助國際資本，來發展中國經濟。由於這種經濟的良好發展，維持現政權的合法性。在當今的中國，現政權-共產黨政權和世界各國資本家合作，完全是全球化的利益獲得者。
中國政府一改幾十年閉關自守的形像，主動擁抱全球化，卻引起了西方的警覺，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國威脅論。陳彥認為，西方國家擔心，一個強大的中國可能破壞目前的世界平衡。
陳彥：中國現在愈來愈成為全球化的一部分，尤其是在拉丁美洲，在非洲中國的進入，受到全世界的關注。如果中國因為經濟上的崛起，帶來政治上的崛起，從政治上再轉向軍事上的加強。那麼，是否會對世界局勢的穩定帶來威脅，打破目前世界這種平衡，都是西方非常關心的問題。
而吳國光認為，中國排外的民族主義和與西方價值準則的
差異，是中國威脅論的主要依據。
吳國光：在今天，一個民族主義所主導的中國是比較排外的，當然就會引起中國和其他各個國家在價值觀層面，在經濟利益層面發生摩擦。中國的民族主義會強調中國特有的東西，排斥西方的價值，這樣呢，就使西方感覺到，無論中國怎樣融入全球化，它是秉持另一套價值準則，所以會對西方形成一個挑戰。
長期被看作是影響中國外交政策走向的民族主義，也可能具有破壞現代中國國際形像的消極性。蕭功秦認為，中國政府已經意識到了這一點。
蕭功秦：幾年以前，民族主義的崛起，在某種意義上，可能被執政者認為，他們發出一種強烈的聲音，可以增加中國政府在對外談判中的地位。但是，民族主義有一種不受控制地發展擴張和膨脹的趨勢，它有可能會損害國家利益，也可以損害整個政治穩定，甚至可能被一些持不同政見者加以利用，來作為反對政府權威的一種手段。所以政府也意識到這種民族主義的無限擴張和膨脹具有消極性。
有學者認為，中國的民族主義最近從九十年代的激進化正在向溫和化轉變，但是不管怎麼轉型，民族主義這把雙刃劍，仍然可能成為被統治者利用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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