討論民族主義雙重性的時候最常見的口頭禪是說民族主義是“雙刃劍”，意思是國家可以利用民族主義鞏固自己，但把握不好，民族主義也會挑戰國家權威。但在漢語中，似乎“劍”都是雙刃的，單刃的“劍”也就是刀。“雙刃劍”來自英文的double-edged sword，而英文中的sword統指漢語中的劍和刀。
同樣，“民族”和“國家”在不同語言和語境中的意思也很不一樣。這就是漢語學者同歐洲國家說不同語言的學者討論民族和世界主義遇到的問題（中歐論壇民族主義和世界主義分組討論）。因此我說，翻譯就成了討論中的“最薄弱環節”（the weakest link），翻譯的理解和表達水平有多高，交流就在多高的層次上進行。
民族和國家的含義在西方語境中一般同現代資本主義經濟和以此為基礎建立的現代國家相聯繫，而民族和國家概念對中國人來說則可以兼指古代和現代的民族國家，秦、漢、唐、宋的中國人也被冠以“中華民族”，古代的中國王朝也被混同於領土、主權分明的現代國家。由於沒有區分，中國在國際關係中和對內的民族關係中，經常順手拈來許多“自古以來”如何如何的大量“歷史依據”，支持自己關於領土和民族統一的聲稱。
徐友漁對文化民族主義作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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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民族主義
在民族主義的討論中，中國學者徐友漁批評了中國的所謂“文化民族主義”和“文化自大”，隨後大會上中國多所大學的校長們登台演講，紛紛為“文化自大”提供了活樣板。
徐先生舉例說，北京大學的季羨林提出文化有生命周期的說法，認為東方文化，也就是中國文化，在西方文化走向沒落的時候崛起。他認為中國哲學的本質是“天人合一”，高於西方哲學，因為西方文化主張征服自然。季羨林認為只有東方文化才能拯救人類。（住在城市大規模改建、交通堵塞、空氣污染的北京，得出天人合一的結論實屬不易。）
中國還有經濟學者盛洪說，中國時下搞的市場經濟，實際上源於老子的“無為而治”。18世紀蘇格蘭經濟學者、自由經濟學的鼻祖亞當﹒斯密是否讀過老子的《道德經》不得而知，但是市場經濟源於老子的說法，有點像以前中國發掘漢墓出土了一個古代便器後，就聲稱抽水馬桶來源於中國。據說這件事令一個生產抽水馬桶的老牌英國公司很不感冒。
“中國強勢文明”
比起自由主義傾向的學者，中國大學的校長們則對中國文化自信得多。人民大學校長紀寶成強調隨著中國經濟崛起，西方更需要瞭解中國。人大副校長陳雨露還提到中國在全球化的交流中仍然有必要遵循“中體西用”的原則。
陳雨露教授隨後在接受採訪中用“義”和“利”對中國社會發展階段和中西差別作了高度概括，認為一段時間中國發展過於“重利”，現在提倡和諧社會，回歸“重義”。他還認為中國在“義”上可以對世界做出貢獻，而在“利”上可以向西方借鑒。“義”和“利”似乎成了“中體”和“西用”、“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
許紀霖說中國西化中受美國影響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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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中國的核心價值，即中體究竟在經濟、政治和文化中如何體現？這些值得西方學習的東西究竟是什麼？所有會議發言和會場外採訪並沒有為我們提供明確的答案。
中國為一極？
也許文化問題本身就不屬於可以量化界定的範疇，所以中國歷史學者許紀霖試圖回答國粹這個問題的時候，可以引經據典，侃侃而談，卻不必做出明確回答。
許紀霖先生在談到中歐交流的時候抱怨中國的西化受美國影響太多，認為經濟和文化上也要多極化，中歐應該加強交流，強調了中國和歐洲各成為文化一極的重要性。
清華大學學者秦暉則對許先生提到美國文化影響過大不以為然，他認為劃分歐美文化實際上是個複雜得多的問題，指出文化交流，思想交流本身用中西、中歐這類概念劃分很不准確。他說中國人之間的交流，歐洲人之間的交流，比中歐交流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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