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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06月25日 格林尼治標準時間17:21北京時間 01:21發表
疫症香港:十年內走過疫症的日子
香港回歸10周年專題
BBC中文網記者 尤翠茵

如果說戰爭、飢餓和疫症是人類最大的威脅,那麼大部分生活在當下的香港人,對前兩者不一定很有感觸。而如果是在過去十年曾經在香港生活過的人,相信不會對疫症完全陌生。

禽流感
香港采取大規模防疫行動,在3日內宰殺了1500萬雞只。
1997年,除了是香港主權移交的年份,也是香港首次出現禽流感傳染人的個案。那時候有18人受感染,6人死亡。香港不少市民都感到恐慌, 可當時的衛生署署長陳馮富珍公開說,“我每天都吃雞,請大家不要驚恐。”

這句話成了香港人有關禽流感的經典回憶,但這句話並沒有把疫症消除。不久禽流感便在香港全面爆發,結果是香港採取大規模防疫行動,在3日內宰殺了1500萬雞隻。

香港公共衛生的能力在處理禽流感一役上仍然是得到肯定,這10年來都會偶有發現禽流感個案,但香港社會不會對此感到驚恐。專研公共衛生的陳錦榮教授指出,香港立即殺雞的決定,後來成為國際社會處理禽流感的範例,到了後來,有國家發生瘋牛病,也是以相似的處理手法。

一名專跑醫療衛生的記者也指出,因為發生過禽流感,所以香港人對公共衛生的意識變得更強了。 但是有了公共衛生的意識,也不一定可以完全抵抗疫症,尤其是人類對該疫症所知甚少。

2003年,香港爆發了薩斯(SARS)疫潮,它除了改寫了不少香港人對生命的態度,也緊扣著“一國兩制”的發展。

薩斯(SARS)疫潮

傳染病專科醫生勞永樂說:“這100天的經濟活動停頓、樓價急挫、電影院沒有人、餐館沒有人。”

在薩斯(SARS)疫潮爆發期間, 勞永樂是香港醫學會主席和醫學界立法會議員。他說:“在薩斯前,香港人忘記了什麼是傳染病,就算香港有禽流感,但經過一陣子後,禽流感得到解決。香港人對香港的醫療體制很有信心,於是我們信心很強,忽視了傳染病。”

薩斯在2003年出現的時候,整個社會都沒有準備。

香港機場
發生疫症期間,香港出入境的人數大降
陳錦榮回憶:“早在2003年年初的時候,大陸有傳言搶購醋,香港那時候的想法是‘他們’不文明。”他認為這反映了中港兩地對公共衛生觀念上的不同。但後來更出現了搶購口罩、消毒藥水,甚至白醋的熱潮。

他認為薩斯的爆發正是一個突顯回歸後中港兩地異同的臨界點。

中港兩地異同的臨界點

事實是,薩斯的源頭病人正是一個在中國廣州醫治薩斯的教授,他在香港一所酒店住了一天,然後感染了10名其他住客,這些人都成為香港其他地方爆發薩斯的源頭病人。

主權移交令本已鄰近的兩地更親密,物流更繁忙,細菌也隨著人流動而更易傳播。

傳染病醫生勞永樂便認為,一國兩制是對政治安心有好處,但對傳染病則沒有好處,因為製造了很多的屏障。他說, “香港每每都是和中央政府直接溝通,但往往影響香港的傳染病,通常都是來自廣東省、湖南省,但香港政府和這些機關的溝通又未見暢順,所以香港的官員只有努力做好份內事。”

在薩斯爆發期間,香港便沒有一個就公共衛生的範圍和中國個別城市常設的溝通機制。結果到了薩斯爆發後期,兩地就傳染病的資訊有更多的溝通。目前兩地的溝通機制也改變,如較早前中國衛生部公布發現有解放軍受高致性禽流感感染,香港政府也立即相應公布。

突顯了香港的資訊自由:“10點前特首”

另一項明顯的分野,是兩地處理資訊的態度,尤其是傳媒所扮演的角色。

鄭經翰
有“大班”稱號的鄭經翰
薩斯發生期間,香港傳媒每天報導最新的疫情,甚至製造了“另一個特首”。如果要找一個最能代表香港傳媒在薩斯角色的節目,由“名嘴”鄭經翰主持的電台節目“風波裡的茶杯”,便出現了醫護人員哭訴裝備不足,不同各界的人士致電這個節目報告疫情。

所以鄭經翰被喻為“10點前特首”,也即是說在節目早上10時結束前,他對疫情的掌握比特首董建華還要多。

陳錦榮說:“香港好像突然發現了有一個自由的傳媒。”他認為兩地處理資訊的分別,更突顯了過去中港兩地所存在的矛盾。

到了現在,鄭經翰仍然認為香港政府在處理薩斯一役是出了問題,他說, “當時董建華政府無能,所以傳媒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甚至發動運動。”

但薩斯之後,香港傳媒在薩斯時候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並沒有得到延續。鄭經翰說,“現在傳媒的生態是改變了,經過薩斯後,我都被‘封咪’(鄭的節目已經停止播出)!”

疫症衝擊香港政府

疫症除了為港人生命帶來衝擊外,也為香港政府帶來衝擊。多項控制疫情擴散的措施,如院校停課、發出隔離令等,都在當時的社會惹起爭議, 很多人令對特區政府管治威信都投了懷疑的一票。

董建華(左)和楊永強(右)
薩斯爆發一年後,前衛生局局長楊永強(右)辭職。
中國官方在初期瞞報薩斯疫情,引起國際上的廣泛批評,導致衛生部長張文康和北京市長孟學農被解除職務。負責處理疫情的香港政府官員也遭到被要求下台的壓力。

這股力量後來推動了50萬港人在2003年7月走上街頭,反對香港為國家安全立法和批評政府在處理薩斯時的失誤。

薩斯爆發一年後,前衛生局局長楊永強辭職,相關的醫院管理局高層也相繼辭職。楊永強是繼前保安局長葉劉淑儀和財政司長梁錦松在職下台,這被演繹為董建華的政治問責制出現了極大的問題。

中國對香港的重視

發生薩斯後的數個月,中央政府對香港大送個人防護裝備,當時的行政長官董建華到深圳接收物資。

陳錦榮分析,“中央先派口罩、開放自由行、然後又派CEPA(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和QDII(內機構投資者赴海外投資資格認定制度)給香港,這些都是經濟‘甜頭’”。他認為中央政府給受到薩斯衝擊的香港不少優惠,令香港人漸漸接受了回歸。

他認為,這是把香港人那種被強迫回歸的心態,慢慢漸變至因為得到了中央政府各種寵愛而接受回歸。

而一連串的因為疫情而需要的中港交流,也令香港人對大陸的心態顯得矛盾。這麼近又那麼遠。

文化的轉變

薩斯疫情期間的民眾
當年薩斯病肆虐的情景
疫症對本是一塊福地的香港而言,是一個傷痛的集體回憶, 大家都帶著口罩,看不見彼此的臉容,每天都有醫護人員或病人死亡。

但也是在那個時候,家庭價值和生命價值都受到重視,坊間都刊出了如“民間沙士記”或製作“疫境自強”等節目,有些人的人生觀也改變了。

如勞永樂便說,在薩斯前,他和他不少醫生同行都認為自己是專業,可以幫香港市民解決很多問題,但薩斯後他們變得更謙卑,知道不可輕視傳染病。

陳錦榮認為,在薩斯爆發的時候,是少數香港不以經濟掛帥的時候,可是現在走過了薩斯,香港變回了一個一切都是以經濟價值掛帥的城市,他的研究也讓他發現,香港並沒有學習成為一個關心人文的社會,對醫護人員的尊重和公共衛生的關注也是不大如前,令他感到失望。

但鄭經翰比較樂觀,他認為香港社會的確是淡亡了薩斯,但抗疫精神仍在,香港人是比較樂觀和積極的,相信有任何疫境都可以走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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