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公眾如何獲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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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歲末，中共推出兩大人權秀：11月17日，舉辦了掌權五十七年來的第一個人權展，意在向世界展示其改善人權的成就﹔12月1日，中共發佈了《北京奧運會及其籌備期間外國記者在華採訪規定》，給了外國媒體以"新聞自由"。
從短期行為的角度看，兩大人權秀是"一切為奧運"的組成部分，為了把國際社會對中國惡劣人權狀況的批評聲降至最低，借此顯示胡溫政權的開明﹔從中國社會轉型的角度看，全球民主化大潮、西方大國的人權外交和國內民間政治改革呼聲不斷高漲的雙重壓力，迫使中共政權不得不承認人權的普世性。
儘管，這項破例開恩的"新聞自由秀"的時限僅僅為21個月，而且具有明顯的歧視性，新聞自由的大門可以對外國媒體開縫，卻對本國媒體和香港媒體緊閉，有違平等對待的人權原則和法律原則，不能不讓人想起中國傳統中最為惡劣的奴才外交--"寧與外人而不與家奴"。但是，相對於一向實行新聞封鎖的中共執政史而言，無論如何，這項行政令也是一種進步。
1月1日，國務院令正式生效的第一天，在中國最受矚目的兩大中心城市北京和上海，出現了完全相反的政府行為。在北京，路透社等外國駐京媒體率先行動，成功地採訪了六四政治犯之首的鮑彤先生，這是鮑彤先生自1996年出獄後首次在家中接受西方記者的採訪，似乎具有某種象徵意義。與此同時，芬蘭《赫爾辛基時報》的記者也成功地進入胡佳先生的家中進行了採訪，此前，胡佳已經被北京當局軟禁了近170天。
然而，在中國經濟中心的上海，外國記者卻被擋在鄭恩寵律師家的大門外，理由是"鄭恩寵仍在被剝奪政治權利期間"。
政治詭密
北京綠燈和上海紅燈的交相閃爍，讓世人再次感到中國政治的詭秘。綠燈表達著中共政權的信守承諾，上海紅燈卻又讓新聞改革之光驟然暗淡下來。即便胡錦濤以反腐之名搬倒上海幫大佬陳良宇，也無法改變"政令不出中南海"的荒誕現實。
21個月的時限和赤裸裸的歧視性，讓人很難把它看作新聞改革的前奏，而更傾向於將之視為奧運的權宜之計。無論中共的主觀動機如何，但就客觀效果而言，21個月的對外新聞開放也是一個試驗期，外國記者可以通過不斷深入的採訪，來測試中共對新聞自由的容忍底線，測試出中共是真開放還是只作秀﹔中共政權也可以通過外國記者的自由採訪，來評估有限的新聞自由是否足以構成對現存秩序的巨大挑戰。如果中共當局評估的結果是正面的，這項外國記者所擁有的新聞優惠政策也許會延續下去。
我相信，21個月自由採訪的客觀效果，將告訴包括當權者在內的所有中國人，新聞及言論自由，作為文明社會必須加以尊重和保障的基本人權，非但不會威脅到社會穩定，反而具有達成良性社會穩定的巨大效用：通過釋放社會不滿來緩解社會危機，通過揭露陰暗面來達成輿論救濟，通過免於恐懼的言論環境來培育說真話的社會公德﹔不同意見的自由表達，有助於形成豐富的多元生態，讓當權者不敢濫用權力﹔新聞自由的這些功效，必將為中國社會帶來開放中的良性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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