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有關中梵之間的摩擦的消息此起彼伏，最近又有報道說，中共中央統戰部和國家宗教局曾經在過去的一個星期與一些中國天主教會主教在北京開會，而梵蒂岡的的代表也親到中國，試圖緩解當前緊張的氣氛。
媒體間對事態發展的背後原因多所猜測、推斷，眾說紛紜。誰是誰非，難作定奪。也許細看天主教在中國的發展史，會發現一些有趣的地方，可以提供一點指引，幫助瞭解當前的事態發展。
其實中國與梵蒂岡，或者說是羅馬天主教會之間的交往已經有逾千年歷史。西方傳教士到中國傳教，影響了中國。反過來，中國的社會制度、文化、風俗也倒過頭來在天主教會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
到17世紀，教會已經在澳門建立穩固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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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看羅馬天主教在中國的發展，必須看澳門。這個地方從16世紀開始一直是葡萄牙人的根據地，而天主教傳教士在進入中國前一般都先到澳門，學習中文。澳門教區更一度涵蓋整個中國、遠東地區。
我牆上掛著的一幅17世紀的版畫的複製品中可以看到當時的澳門。這幅畫中包含了幾個至今仍在有關問題上起著互為作用的因素，包括帆船所代表的“外交”﹔堡壘代表的“政治”，以及教堂代表的“教會”。我們也可以從這幾個方面看中國與天主教之間的關係發展。
外交與教務
現在很多人都有一種錯覺，認為現在中國與梵蒂岡之間的問題只是外交問題，但是，這只是問題眾多不同層面的其中之一。不過，無可否認的是，羅馬天主教士之所以能夠成功到達遠東地區，在澳門建立落腳點，幾乎完全是拜當時西歐的一場外交角力的結果所賜。
15世紀，西班牙和葡萄牙開始鞏固自己的實力，雙方之間出現了一場激烈的角斗，主要“戰場”在南美洲等地。
北京南堂：明朝廷撥地興建的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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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雙方在15世紀末年簽訂了托德西利亞斯條約（Treaty of Tordesillas），按照教宗亞歷山大六世（Alexander VI）此前的頒令，平分全世界的控制權。因為這項外交協議，葡萄牙人得以向遠東地區發展，最終選擇澳門作為與中國通商的根據地，而傳教士也藉此機會在隨後的16、17世紀到達澳門，逐步打開中國的大門。澳門天主教區更一度涵蓋中國甚至整個遠東。
試想，若非歐洲的外交局勢的演變，在中國的天主的教務發展可能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
建交問題
近日每提到中國與梵蒂岡，難免出現“建交”這兩個字。不過，這並非梵蒂岡首次希望與中國建立直接關係。
梵蒂岡方面自己披露的資料也證實了這一點，但是說，“每次具體建議的進展，都被一些既不是來自羅馬，也不是來自北京的政治干預所阻礙。”
梵蒂岡的資料進一步顯示，“在1918年，駐北京的教廷使節和駐羅馬的北京大使的任命，已經被半官方化地公開了，但在最後一刻，三分之一勢力的抗議佔了上風，結果協議被取消了。”
看來中梵所謂“建交”遭遇波折現在真的並非首次。
政治作用
提到中梵紛爭，也有不少人直接想到這是一個政治層面上的問題。“政治”是一種奇怪的東西，可以製造嚴重的摩擦，也可以導致和睦的關係的出現。
天主教傳教士，特別是耶穌會（Society of Jesus）的教士在中國活動自始便與政治和政界要人拉上了不解的關係。
明末到中國的耶穌會傳教士刻意選擇“儒服”而不仿效以佛、道中人的形式出現，讓他們更容易在士大夫圈子中活動，很快便得以在晚明朝廷立足。
歷史記載，明廷官員徐光啟、李之藻和楊廷筠等都紛紛入教，而明永歷帝之嫡母王太后、生母馬太后和王后、太子都接受洗禮，翰林院中也有入教者。
早期傳教士的墓園就在中共北京市委黨校校園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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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認為是首位成功在中國創立教務的耶穌會士利瑪竇（Matteo Ricci）除了生前成功在官員圈子中活動之外，在死後也得到皇帝特準，賜葬北京“滕公柵欄墓地” 。這是當時中國朝廷對可謂毫無正式身份的“洋人”的罕見厚遇。
利瑪竇之後的另一位明末清初耶穌會傳教士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更在順治皇帝朝任職欽天監監正，加封太常寺卿、通議大夫等頭銜，其後又獲授通政使，進秩正一品。
耶穌會士郎世寧（Giuseppe Castiglione）在清廷任職宮廷畫師多年，並參與圓明園擴建的設計工作，得康熙、乾隆兩帝器重。更甚者，其晚年也獲賜三品頂帶，死後得乾隆加封侍郎銜，其墓志末文寫道：“賞內府銀三百兩料理喪事以示優恤欽此。”
無疑，傳教士成功晉身明清朝廷的權力核心，但是他們得以在清廷任職的同時，我們也不可忽略的是，清廷同時也有所謂的“禁教”，嚴厲限制天主教的傳播，下文對此有所交待。
反向影響
不少人都知道西洋傳教士在明、清之際把天文、地理、算學和一些科技知識帶到中國，從而有一種印象，以為是以傳教士影響中國為主。但是，中國的社會、文化其實也對羅馬天主教造成了極大的影響，更間接導致了天主教會中一場嚴重的“教爭”，這就是所謂“禮儀之爭”。
上文提到耶穌會士選擇“儒服”。不單如此，他們更認為中國人的敬天、祀祖、祭孔不違反天主教教義，予以接受。
不過，步耶穌會後塵到達中國的修會的會士對此不以為然，力加反對，並上訴羅馬教廷，其中以多明我修會（the Dominicans）的反對最烈。當然，也有其他原因催化，導致一場激烈的教爭的出現。爭議之烈，後來更在歐洲國家權力爭奪過程中促使耶穌會在18世紀被禁，到19世紀初年才復會。
歷史前科
在中國本土而言，“禮儀之爭”的一個負面後果是中國當局隨後實施的“教禁”。一場紛爭，當時的康熙帝曾極力表示支持耶穌會士的看法，但是不為羅馬教廷的接納。最後，康熙下令禁教，把傳教士驅逐到澳門，雍正朝的禁教行動更為嚴厲。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雖然禁教，但是，對清廷任用傳教士擔當例如欽天監監正等職位的做法卻一點也沒有影響，郎世寧就是一個好例子。從幾次所謂“教案”的禁教行動中可以看到，受影響的主要是教民的層面，而外來傳教士和中國本土神職人員也受嚴格的控制。
改革開放之后，中國天主教徒可以更為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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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網站刊行的有關清史的資料中有這種說法：“康熙帝的禁教政策在歷史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它成為鴉片戰爭之前清王朝的一項基本國策，被此後的雍正、乾隆、嘉慶、道光所繼承和遵行。”
這種所謂“國策”其實不單在對傳教士方面可以看到，其後清廷對外策略中也可見一斑，後來更導引出清君主拒外的態度，例如乾隆會見英王使節馬嘎爾尼（Lord MacCartney）時明言：“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貨物以通有無。特因天朝所產茶葉、磁器、絲筋，為西洋各國及爾國必需之物，是以加恩體恤，在澳門開設洋行，俾得日用有資，並沾餘潤。今爾國使臣於定例之外，多有陳乞，大乖仰體天朝加惠遠人，撫育四夷之道。”（《乾隆皇帝諭英吉利國王敕書》）
西方論者稱，清代君主的拒外態度並沒有因為清朝的覆亡而完全在中國消失。他們指出，例如毛澤東在1950年代對前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所說的，中國要自力更生，乃至近日中國天主教愛國會提出的“自選自聖”說法也頗有如出一轍的感覺。
教會變革
在看天主教會與中國的關係時一個經常被忽略的因素是羅馬天主教會本身的變革。天主教在元代到達中國，但是，當年的天主教與今日的天主教之間存在著很大的差異。
舉例說，在天主教士在明末再到中國時，教會經歷了宗教改革，新教出現，而耶穌會就是在這種環境下創立的。
天主教會本身也在16世紀脫利藤大公會議（Council of Trent）後把教義變得更為嚴謹，也對教規進行了改革，特別針對了教會內的一些腐敗做法。
轉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傳教士被逐，到改革開放，天主教會再度活躍這段期間，羅馬天主教會也舉行了一次被認為具有深重意義的第二次梵蒂岡大公會議（Vatican Council II）。無論在教會的禮儀、教義和教會的社會責任方面都出現了重大的改變。教宗已經不再如當年一樣把自己關在梵蒂岡。教宗保祿六世甚至曾親到香港訪問。有人說，現在的天主教會已經不是當年的天主教會。最顯而易見的一點就是放棄了拉丁文禮儀，採用教友可以瞭解的當地語言。
在這種情況下，要評論中國與羅馬天主教會之間的關係更形困難。中國當局要面對的已經不是自己改革開放前的教會，而梵蒂岡方面的談判對手也是一個經歷了巨變的中國。
雙方之間可以如何發展關係，所需要的相信是一套跟以前截然不同的態度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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