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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02月25日 格林尼治標準時間13:25北京時間21:25發表
點評: 網絡民意與制度進步

中國著名異議人士     劉曉波:     

前段時間,有兩起刑事判決在大陸互聯網上攪得民怨沸騰。一件是黑社會頭子劉湧在二審判決中被免死,特別是一群法學家為劉湧免死做辯護,激起網民的質疑和憤怒,最高法院破例加入,最後改變了二審判決,劉湧仍被處以死刑並立即執行。

另一件是"寶馬撞死農婦案",肇事者蘇秀文免於牢獄之災,再次成為網民關注的熱點,點擊率和發貼率遠遠超過劉湧案。

面對網絡民意的憤怒和質疑,以法學家為主的部分知識分子充滿憂慮。所以,他們呼籲尊重司法獨立,防止民意輿論干預法律﹔他們批評普遍的仇富心理和法治意識淡薄,警惕民意的非理性癲狂和民粹主義泛濫。

然而,在政治權力和司法權力缺乏有效的制度監督的情況下,在權貴私有化暢通無阻而弱勢群體倍受歧視的現狀中,在御用智囊基於政權穩定和權貴利益的需要,至多勸說權貴同盟對大眾進行有節制的剝奪時,社會公正已經成為最稀缺的公共產品,而對於要求伸張社會公正的社會輿論來說,當體制內資源主要服務於政權及其權貴的私利而難以服務於社會公益之時,體制外的輿論監督也像社會公正本身一樣,必然成為民間社會必須加以爭取和珍惜的稀缺資源。

所以,網絡輿論參與公共事件的討論、包括參與重大案件的司法審理的討論,作為來自體制外的對各類衙門的輿論監督,不僅非常必要,而且是難能可貴的民間進步,起碼可以相對地限制權力及權貴階層對司法的肆意操控,多少能夠改變一點官權太大而民權太小的不公正秩序,而絕不是妨礙司法獨立的非理性干涉或"民憤殺人"。反過來,如果沒有民意參與關於司法公正的討論,就等於繼續放縱黨權和金錢對司法的雙重操控,走向制度進步的司法獨立就更為遙遙無期。

意識覺醒

首先,從民間的角度講,民意對中共司法公開地表現出如此強烈而廣泛的質疑和憤怒,這在中國的制度環境下是極為罕見的。它說明瞭:一方面,民間權利意識的覺醒導致了對社會公正的自覺追求,借助於互聯網提供的表達空間,也借助於現政權的親民路線提供的彈性空間,通過關注人權個案的方式來伸張民權和尋求公正。另一方面,當代中國的公民權利和社會公正的雙重奇缺,導致了民間日益強烈的權利飢渴和公正飢渴,飢渴推動著自發的輿論參與,所以,對劉湧案和寶馬案的民間關注,與對其他人權個案的關注相互呼應,使對公民權利和社會公正的強烈訴求成為民間維權的焦點。

其次,從官方的角度講,中共高層和地方當局對"寶馬案"做出如此反應,再聯繫到此前胡溫體制對孫志剛案的處理、釋放劉荻和孫大午等人,這在中共執政史上亦極為罕見。這說明瞭:胡溫所奉行的親民路線確實與江澤民路線有所區別,無論是出於自願還是迫不得已,起碼對網絡民意發出的強大聲音有所回應。也就是說,高調強調親民的胡溫體制,如果不流於口惠而實不至的表面文章,而成為胡溫體制的標誌性政治品牌,官方就必須表現出某種誠意,而唯有對強大的民意壓力做出某種正面回應,才會讓民眾看到其親民的誠意,使初登權力大寶的胡溫得到民意的支持。

正是強大的民意壓力,才迫使黑龍江官方陸續出面澄清:先是幾位省級政要公開表示與撞人者毫無牽連,之後是黑龍江省委常委會議對案件進行研究,決定對此案進行重新審理,中紀委也專門聽取關於此案的匯報,公安部也把此案列為重點。哈爾濱市政府新聞辦公室也公開表示:"請相信,我們會盡快給人民群眾、新聞媒體一個負責任的答覆。"黑龍江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書記、哈爾濱市委書記杜宇新就"寶馬案"發表講話說:"社會各方面對這一案件的關注,反映出廣大人民群眾對人權保障的追求、對公平正義的期盼和對廉政建設的關注,這是人民群眾民主意識和監督意識普遍增強的反映,有利於促進我們的工作。"雲雲。

重要指標

近年來,對外開放的持續深化,經濟全球化也帶來信息一體化,特別是互聯網的迅猛發展和民間權利意識的覺醒,互聯網既是觀念啟蒙的載體,又是民間議政的平台,二者之間的同步發展,形成了相互激蕩的良性互惠,民間參與的熱情借助於網絡技術的無遠弗界和快捷迅速,為民間力量的聚積和擴張提供了難以有效封鎖的平台,使中共獨裁的信息封鎖之效力大不如前。

在某種意義上,獲取信息和表達民意的便捷,已經使互聯網代替了其他傳媒,成為公共信息的主要提供者、凝聚民意的集散地和民間輿論的主要表達空間,並對其他傳媒形成了迫其開放的巨大壓力,能否跟上互聯網中的民意腳步,已經成為驗證大陸的報刊和電視的開明度的重要指標。

同時,日益高漲的網絡民意表達,也使民意對政治權力的輿論制約產生了一定的實效。在網民對"芳林村小學"爆炸案的憤怒與前總理朱熚基公開向社會道歉之間,在"孫志剛案"引發網絡維權熱潮與溫家寶主持廢除了"收容遣送"這一惡法之間,在蔣彥永揭露疫情的公開信上網與胡溫開始主持全民抗炎之間,在網民對"劉荻案"和"孫大午案"的持續關注與二人獲得自由之間……肯定存在著一定的因果關係。這種輿論監督作用,在民意對"寶馬案"和"劉湧案"的質疑中也得到驗證。正是互聯網提供的方便,才使我們得以看到六四之後罕見的景觀:強大的民意壓力,不僅標誌著民間對司法公正的自覺追求,也直接推動著制度透明化的進程,因為公開化必然涉及到公民的知情權和表達權的保障,政治權力在接受監督和制約下的透明化,而這一切,正是中國走向現代政治文明建設的關鍵一步。

網絡民意通過對人權個案和黑箱司法的關注,在推動制度的公開化和透明化上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標誌著民權意識的逐步覺醒和輿論監督的初見成效,更表現了民眾開始挺直腰身:我們不再是權利乞丐,而具有自身價值和獨立尊嚴的群體,我們要以實際行動要求社會公正,捍衛和爭取自己的權利。

反過來,如果沒有網絡輿論的強烈而廣泛的關注,中共高層和地方政權不可能出面做出以上的澄清和表態。推而廣之,沒有來自民間的不斷強化的壓力,不僅胡溫現行的親民路線難以落實,更重要的是中國的制度改革難以獲得真正的內在動力。所以,對於這樣的網絡民意,猶恐不及的,決不應該是警惕和指責,而應該是盡力為其壯大與合法化提供支持。 2004年2月1日於北京家中

本欄發表的純屬學者專家自己的意見,並不代表BBC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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