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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09月03日 格林尼治標準時間12:19北京時間20:19發表
點評:六方會談與中國外交

在中國的政論家       劉曉波

現在,備受關注的朝核危機北京六國會談已經結束。儘管沒有取得具體成果,但是與會各方畢竟達成了如下共識:這是多邊框架下的外交解決的開始。與會各方和國際輿論,也大都對北京六方會談做出積極的評價。近些年來,中共政權的外交動作,之所以第一次得到如此廣泛的國際認同,布什政府的要員(如國務卿鮑威爾等)之所以公開宣示"中美關係進入最穩定時期",就在於北京在處理朝核危機上的態度轉變,由旁觀者變為參與者,由傾向於孤立的邪惡政權轉變為傾向於國際主流國家。

自開放以來,中共內部的開明派、民間自由派和私營業主,一直把融入國際主流社會作為改革的目標之一。融入國際主流社會需要三方面的改革,一是經濟上進行自由化改革,向國際市場開放,與國際自由貿易規則接軌﹔二是政治上進行憲政民主化改革,逐漸融入世界民主化大潮﹔三是外交上兼顧利益和道義相平衡的原則,在處理國際重大問題上與主流文明保持一致。

然而,由於政治體制上的根本局限,中共的對外開放,也與國內改革一樣,固守經濟優先的跛足方針,一直採取經濟開放和政治封閉的對外方針:在經濟盡全力爭取加入WTO,而在政治上卻防止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式和平演變。

融入主流

美國作為世界超強在國際事務中的領袖地位,中共不能不把中美關係作為外交主軸,而美國在實力上和道義上的雙重強大,中共政權在實力上和道義上的雙重劣勢,必然形成美方攻勢和中方守勢的外交格局。所以,中共對世界超強的態度便處在分裂之中:在利益上有求於美國,而在道義上制度上防範美國。


朝鮮核問題六方會談在北京舉行

中共把在國際關係中抗衡美國壓力作為主要的外交策略,通過兩方面的外交攻勢來遏制美國的影響: 一方面,中共政權在外交上採取利益收買的手法。對國際主流國家,為了抗拒其要求中共開啟政改和改善人權的壓力,與主流國家的交往主要以經貿為主,以巨大的市場和豐厚的訂單來分化主流國家的壓力。而對那些無原則的無賴國家,中共盡力收買之,並與伊拉克、朝鮮、古巴、緬甸、前南斯拉夫等獨裁國家眉來眼去和投桃報李。特別是在人權和台灣的問題上,中共為贏得更多國家的支持,拋洒了大筆金錢。

另一方面,中共利用主流國家之間的矛盾,不失時機地加入提倡多極化而反對單極化的反美大合唱之中。先是出錢搞了個"上海合作組織",企圖聯俄抗美。而9﹒11後,普京迅速投向西方陣營的外交戰略,基本上使"上海合作組織"的作用名存實亡,中共也只能對美國領導的反恐戰爭表示支持。在倒薩之戰的問題上,中共在外交上表現出足夠的理智,儘管也反對武力倒薩,但決不充當反美的先鋒,而是跟在法、德、俄後面搖旗吶喊。與此同時,在國內輿論導向上,卻幾乎是一邊倒地反美。 所以,在朝核危機上,江澤民時代採取消極應付態度,不回應美國提出的多方會談的要求,而支持金正日提出的朝美雙方單獨會談的要求,既想看美國的笑話,又想以朝鮮為外交王牌與美國討價還價。

提高信譽

現在,胡溫體制一改江澤民時代的消極旁觀態度,而是扮演積極介入的中間人角色。促成這種新姿態的深層原因:與中朝關係相比,中共顯然更重視中美關係。中美關係的穩定將為中國帶來多方面的巨大利益,而中朝關係無論怎樣緊密,中國基本上做的是只出不進的虧本買賣。

一,中國在經濟上的國際依存度逐步提高,以至於離開了快速發展的外貿,整體經濟的高增長便不復存在,特別是對美貿易順差之巨大,使中共不敢得罪美國。

二,蕦著國力的提高和對外開放的拓展,中共政權想在國際上扮演地區大國的角色,其黨魁又意欲充當大國領袖,而這樣的外交目標,沒有美國的承認是無法完成的。所以,才出現如下怪誕悖論:在國內政治上極為保守的江澤民,卻在外交上極盡親美之態 。江澤民主政時期,才會盡量以務實低調來處理中美關係中的諸種危機,基本保持了中美關係的穩定。

三,在極為敏感的兩岸關係上,美國處於非常關鍵的地位,中共最忌諱的台獨勢力,能否最終在島內成氣候並得到國際社會的承認,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美國的態度。保持穩定的中美關係,是在外交上遏制台獨的王牌。所以,僅僅是台灣問題一項,就足以使中共不敢與美國撕破臉。

四,具體到朝核問題,現在的金家政權與中共的關係,意識形態的傳統紐帶早已斷裂,對於中共政權的利益來說,繼續無條件支持金正日政權,只能是弊大於利和自找麻煩,中共政權的利益將受到嚴重損害:首先,金正日的強硬很可能導致美日韓進行先發制人的打擊,而一旦朝鮮半島出現戰事,北京無法置身事外,中國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都將受到嚴重的負面影響。其次,中國是朝鮮的最大援助國,金正日的蠻橫使北京得不到什麼回報,朝鮮的經濟危機沒有絲毫緩解,湧入中國東北地區的朝鮮難民有增無減,已經成為北京的經濟包袱和穩定隱患。如果繼續放縱金家政權,很可能導致不可收拾局面。最後,北京在朝核危機上的無所作為,就是自外於國際主流社會,而被視為孤立的金正日政權的同謀,不僅中美關係將受到巨大損害,而且將得罪亞洲的兩大強國日本和韓國,使中共政權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受到實質性的損害,也就等於自願出局。這是意欲扮演地區大國的中共政權無法忍受的。

無論出於怎樣的動機,北京新政權能夠促成這次會談的本身,都會提高其國際的地位和信譽。事實上,北京在解決朝核危機上的外交努力,確實得到了國際主流社會的高調讚揚。更重要的是,這是北京政權在重大國際問題上,第一次在道義上與國際主流社會站在一起,而對一個具有長期的緊密關係的極權國家表示出強硬的施壓態度,並舉得了初步的成效。 就朝核危機的個案而言,北京的此次外交努力,在某種程度上,正在突破中共一貫奉行的跛足外交。但是,這是否意味著中共外交的傾向性轉變,還有待進一步的觀察。

本欄發表的純屬學者專家自己的意見,並不代表BBC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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