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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09月20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5:43北京时间 23:43发表
和谐声中的信访与绝望
乐安
BBC中文网记者

上访者面临警察的严密监视。
上访者是北京政治风景的一部分。

9月19日,那个著名国难日的第二天,北京丰台"上访村"最后的访民们面对的是名副其实的"家"愁。

19日中午是这一带拆迁的最后期限,恐怕连最具"钉子精神"的访民也未必能在这里再支撑多久,估计最迟到年底,这一片曾经居住了成千上万来自中国各地上访者的简易建筑将被彻底夷平,代之以跟他们不再相关的高楼大厦、通衢广场。

幸福路

说起上访,不少曾经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中国人可能记得1970年代末一幅纪实照片"上访者",那是天安门广场旁一名头戴旧式棉帽、眼睛斜视、表情茫然的男子,肩头露着棉絮的破袄胸前是三枚硕大的毛主席像章。

如今,手里激光打印的上访材料代替了毛主席像章,上访者们的心态却未见有什么变化,千里迢迢来到"天子脚下",他们寄希望的仍是"青天"与"明君"。

北京"上访村"的形成有其自然的地理原因:北京南站附近聚集着最高人民法院信访站、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信访局、全国人大信访局。

上访的4个80%
80%上访内容是改革中出现的问题;
80%的上访是有道理的;
80%案件可以由各级党政部门解决;
80%可以在基层得到解决。

最高法院信访站所在的街道有个美丽的名字:幸福路。走在这幸福路上的访民是这样的一群人:他们80%以上都是工人或者农民;他们95%以上最高只有高中学历;他们上访的内容主要是土地、下岗、拆迁、腐败和司法不公。他们多数没有经济来源,吃,靠讨要和捡拾菜叶、剩饭;花钱,靠卖瓶罐报纸等废品;住,很多人不符合进入政府救济站的条件,即便有钱住小旅馆也受不了警察的骚扰,于是"上访村"几元人民币一晚上的民房和私搭棚屋就成了他们的最佳选择,毕竟还有大批连这个也支付不起而只能露宿街头、桥洞和垃圾场的上访者。

冤情谁与诉

多年之前中国的信访官员就曾用"四个80%"概括中国的上访现实:80%上访内容是改革中出现的问题;80%的上访是有道理的;80%案件可以由各级党政部门解决;80%可以在基层得到解决。

然而,"可以"并不意味着"一定"。中国社科院的调查显示,半数以上访民曾因上访被抄家或者受到打击报复。正因如此,他们才年复一年,留京上访,访民中普遍的信条是:党和国家的政策是好的,基层官员是坏的,只要"中央"有句话,自己的问题就能得到解决。

但是,信访部门,无论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的,还是国务院的,甚至包括最高法院的,都不是权力部门,他们仅仅是"接待"来信来访。

上访者忍饥受冻、历尽艰辛终于等到接待后,往往发现得到的只是案件成了不同部门之间踢来踢去的皮球。即使拿到一张要求原籍有关部门处理的公函,换来的也不过是地方政府和法院轻蔑的一笑。

于是有了再次、多次上访,有了信访部门的"不予接待"名单,有了地方官员和警方的来京"截访",有了怒不可遏访民的"闹访"甚至悲愤自杀。

登闻鼓

上访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有着深刻的历史合理性和道义正当性。史载中国周朝就在朝廷外设登闻鼓,使冤情可以直达圣听。而拦轿喊冤、告御状更是仅靠戏词儿就足以深入人心的观念。

上访村
上访村在为北京的城市发展让路。
登闻鼓在清末已逐渐沦为形式,民国引入欧洲大陆法系,司法独立,登堂喊冤式的直诉逐渐走入历史,而人民共和国肇建之初就设立的来信来访接待制度倒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迎来了一个高峰。原因正如前述第一个80%所透露的那样,上访者往往是改革的牺牲者,是中国新的社会和经济环境中底层的底层,边缘的边缘。

上访者进京的主要原因是对地方政府和司法的不信任,而这种不信任的根源在于中国政治制度安排自身的弊端。当地方党政实为一体,当地方法院的法官是"党管"的干部且由同级政府任命的时候,谁会相信这样的法官可以公正裁决针对当地官员的告诉呢?因此,向地区、向省直到向中央上访就成了沉冤得雪的唯一出路。

不幸的是,2005年推出的新版《信访条例》提出"属地管理"原则,为分散对中央机关的信访压力,连上访者也被推回到了那些本身就可能是投诉对象的地方官员权力范围之内。

何方是去处

北京城的发展终于吞噬了访民们最后的"家",北京城的发展明年还将迎来一件大事:奥运会。如果说当政者把"上访村"看作是城市的疮疤,非除之而后快的话,今后,特别是明年,他们又如何能容忍得了分散访民这些"雀斑"呢?当盛世中国的奥运梦想来临的时候,那些今天被驱离"上访村"的访民又将身在何方?

至于上访制度本身,虽然新版条例强调了对上访者的保护,但没有监督的制度最多不过是条文而已;虽然新条例提出让社会团体,或者翻译成时髦的话说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来参与信访,提供法律和生活援助,但我所知道的一位北京著名维权律师仅仅为了了解情况就在国家信访局外挨了一顿莫名其妙的打。

在人大政协会议等“敏感”时期,当局会加强对上访者的控制。
在人大政协会议等“敏感”时期,当局会加强对上访者的控制。
在英国这样的西方国家,如果遇到类似访民们的问题,在诉诸法律之外还可以给议员写信,找仲裁机构,甚至上欧洲人权法庭。

这些制度中国固然可以借鉴,然而任何制度都有其各自天生的土壤,在英国写信给地方议员可以解决的问题,在中国写信给人大代表就未必能够解决。

虽然,上访作为一种现象、一种文化、一种中国现存体制的必然结果并不会随着"上访村"的消失而消失。"上访村"的独特象征意义及其正值中共十七大到来之前的拆除时机,使人有理由担心,上访这一中国社会最后的安全阀正在被压缩到连自甘边缘亦不可得的境地。

问题是,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不仅处于信访案件的高发阶段,同时也将难以承受太多的失望与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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