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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06月25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7:21北京时间 01:21发表
疫症香港:十年内走过疫症的日子
香港回归10周年专题
BBC中文网记者 尤翠茵

如果说战争、饥饿和疫症是人类最大的威胁,那么大部分生活在当下的香港人,对前两者不一定很有感触。而如果是在过去十年曾经在香港生活过的人,相信不会对疫症完全陌生。

禽流感
香港采取大规模防疫行动,在3日内宰杀了1500万鸡只。
1997年,除了是香港主权移交的年份,也是香港首次出现禽流感传染人的个案。那时候有18人受感染,6人死亡。香港不少市民都感到恐慌, 可当时的卫生署署长陈冯富珍公开说,“我每天都吃鸡,请大家不要惊恐。”

这句话成了香港人有关禽流感的经典回忆,但这句话并没有把疫症消除。不久禽流感便在香港全面爆发,结果是香港采取大规模防疫行动,在3日内宰杀了1500万鸡只。

香港公共卫生的能力在处理禽流感一役上仍然是得到肯定,这10年来都会偶有发现禽流感个案,但香港社会不会对此感到惊恐。专研公共卫生的陈锦荣教授指出,香港立即杀鸡的决定,后来成为国际社会处理禽流感的范例,到了后来,有国家发生疯牛病,也是以相似的处理手法。

一名专跑医疗卫生的记者也指出,因为发生过禽流感,所以香港人对公共卫生的意识变得更强了。 但是有了公共卫生的意识,也不一定可以完全抵抗疫症,尤其是人类对该疫症所知甚少。

2003年,香港爆发了萨斯(SARS)疫潮,它除了改写了不少香港人对生命的态度,也紧扣着“一国两制”的发展。

萨斯(SARS)疫潮

传染病专科医生劳永乐说:“这100天的经济活动停顿、楼价急挫、电影院没有人、餐馆没有人。”

在萨斯(SARS)疫潮爆发期间, 劳永乐是香港医学会主席和医学界立法会议员。他说:“在萨斯前,香港人忘记了什么是传染病,就算香港有禽流感,但经过一阵子后,禽流感得到解决。香港人对香港的医疗体制很有信心,于是我们信心很强,忽视了传染病。”

萨斯在2003年出现的时候,整个社会都没有准备。

香港机场
发生疫症期间,香港出入境的人数大降
陈锦荣回忆:“早在2003年年初的时候,大陆有传言抢购醋,香港那时候的想法是‘他们’不文明。”他认为这反映了中港两地对公共卫生观念上的不同。但后来更出现了抢购口罩、消毒药水,甚至白醋的热潮。

他认为萨斯的爆发正是一个突显回归后中港两地异同的临界点。

中港两地异同的临界点

事实是,萨斯的源头病人正是一个在中国广州医治萨斯的教授,他在香港一所酒店住了一天,然后感染了10名其他住客,这些人都成为香港其他地方爆发萨斯的源头病人。

主权移交令本已邻近的两地更亲密,物流更繁忙,细菌也随着人流动而更易传播。

传染病医生劳永乐便认为,一国两制是对政治安心有好处,但对传染病则没有好处,因为制造了很多的屏障。他说, “香港每每都是和中央政府直接沟通,但往往影响香港的传染病,通常都是来自广东省、湖南省,但香港政府和这些机关的沟通又未见畅顺,所以香港的官员只有努力做好份内事。”

在萨斯爆发期间,香港便没有一个就公共卫生的范围和中国个别城市常设的沟通机制。结果到了萨斯爆发后期,两地就传染病的资讯有更多的沟通。目前两地的沟通机制也改变,如较早前中国卫生部公布发现有解放军受高致性禽流感感染,香港政府也立即相应公布。

突显了香港的资讯自由:“10点前特首”

另一项明显的分野,是两地处理资讯的态度,尤其是传媒所扮演的角色。

郑经翰
有“大班”称号的郑经翰
萨斯发生期间,香港传媒每天报导最新的疫情,甚至制造了“另一个特首”。如果要找一个最能代表香港传媒在萨斯角色的节目,由“名嘴”郑经翰主持的电台节目“风波里的茶杯”,便出现了医护人员哭诉装备不足,不同各界的人士致电这个节目报告疫情。

所以郑经翰被喻为“10点前特首”,也即是说在节目早上10时结束前,他对疫情的掌握比特首董建华还要多。

陈锦荣说:“香港好像突然发现了有一个自由的传媒。”他认为两地处理资讯的分别,更突显了过去中港两地所存在的矛盾。

到了现在,郑经翰仍然认为香港政府在处理萨斯一役是出了问题,他说, “当时董建华政府无能,所以传媒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甚至发动运动。”

但萨斯之后,香港传媒在萨斯时候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并没有得到延续。郑经翰说,“现在传媒的生态是改变了,经过萨斯后,我都被‘封咪’(郑的节目已经停止播出)!”

疫症冲击香港政府

疫症除了为港人生命带来冲击外,也为香港政府带来冲击。多项控制疫情扩散的措施,如院校停课、发出隔离令等,都在当时的社会惹起争议, 很多人令对特区政府管治威信都投了怀疑的一票。

董建华(左)和杨永强(右)
萨斯爆发一年后,前卫生局局长杨永强(右)辞职。
中国官方在初期瞒报萨斯疫情,引起国际上的广泛批评,导致卫生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长孟学农被解除职务。负责处理疫情的香港政府官员也遭到被要求下台的压力。

这股力量后来推动了50万港人在2003年7月走上街头,反对香港为国家安全立法和批评政府在处理萨斯时的失误。

萨斯爆发一年后,前卫生局局长杨永强辞职,相关的医院管理局高层也相继辞职。杨永强是继前保安局长叶刘淑仪和财政司长梁锦松在职下台,这被演绎为董建华的政治问责制出现了极大的问题。

中国对香港的重视

发生萨斯后的数个月,中央政府对香港大送个人防护装备,当时的行政长官董建华到深圳接收物资。

陈锦荣分析,“中央先派口罩、开放自由行、然后又派CEPA(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和QDII(内机构投资者赴海外投资资格认定制度)给香港,这些都是经济‘甜头’”。他认为中央政府给受到萨斯冲击的香港不少优惠,令香港人渐渐接受了回归。

他认为,这是把香港人那种被强迫回归的心态,慢慢渐变至因为得到了中央政府各种宠爱而接受回归。

而一连串的因为疫情而需要的中港交流,也令香港人对大陆的心态显得矛盾。这么近又那么远。

文化的转变

萨斯疫情期间的民众
当年萨斯病肆虐的情景
疫症对本是一块福地的香港而言,是一个伤痛的集体回忆, 大家都带着口罩,看不见彼此的脸容,每天都有医护人员或病人死亡。

但也是在那个时候,家庭价值和生命价值都受到重视,坊间都刊出了如“民间沙士记”或制作“疫境自强”等节目,有些人的人生观也改变了。

如劳永乐便说,在萨斯前,他和他不少医生同行都认为自己是专业,可以帮香港市民解决很多问题,但萨斯后他们变得更谦卑,知道不可轻视传染病。

陈锦荣认为,在萨斯爆发的时候,是少数香港不以经济挂帅的时候,可是现在走过了萨斯,香港变回了一个一切都是以经济价值挂帅的城市,他的研究也让他发现,香港并没有学习成为一个关心人文的社会,对医护人员的尊重和公共卫生的关注也是不大如前,令他感到失望。

但郑经翰比较乐观,他认为香港社会的确是淡亡了萨斯,但抗疫精神仍在,香港人是比较乐观和积极的,相信有任何疫境都可以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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