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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06月24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09:39北京时间 17:39发表
我的香港十年:中国人政府里的老外
温法德(Ian Wingfield)

温法德(Ian Wingfield)
香港律政司法律政策专员

我在1982年从英国来香港加入当时的律政署。此前我在英国法律服务机关工作了6年。

1997年7月1日是个公众假期,但我们这天就开始上班,整晚就在庆祝回归的典礼上。我到凌晨4点30分才回到家里,而那时候担任区域法院法官的妻子也得起个大清早,回去法院宣誓就职。

我的工作没有改变,跟我一起工作的人也没有变,但是我的职衔在那天从民事检察专员(Crown Solicitor)换成民事法律专员(Law Officer (Civil Law)),梁爱诗获委任为律政司司长(Secretary of Justice),取代之前一晚离开的律政司(Attorney General Jeremy Mathews,马富善)。律政司跟从前几乎一模一样。

慢慢的律政司的外国人人口不断萎缩,但那纯粹因为有关人士的年龄。他们到了退休的年纪了,或者他们选择在本地执业。来自其他司法管辖区的律师仍然可以来香港执业。

谈到那3次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进行释法,我想大家的忧虑是,首先纵然《基本法》明确的容许全国人大可以释发,大家原来是期望这不会发生,其次大家担心这会变成常态,尤其是源于诉讼的释法动作。

第一次释法跟香港居留权有关,而这是基于诉讼的,其余两个都是跟选举有关—一个是普选,一个是行政长官任期。而到现在都没有再发生过因为诉讼而进行的释法。

2003年爆发了七一游行,那是几个不同因素共同引发的。那时候爆发了萨斯危机,那极其可怕的病毒意外地爆发,餐厅和酒店几乎都空空如也,所有人都戴上口罩避免染病。

游行本身的焦点是基本法第23条立法,但是当国家安全立法去到那个阶段的时候,跟其他司法管辖区的类似法律比较,那并不是特别极端的。

我不相信任何人会预计游行带来了这样的结果,我想当时的感觉是法案会获得通过,然后大家继续生活。因为自从1967年以来,香港从来没有任何刑事起诉是间接建基于国家安全至上。我觉得这部法案没有获得通过是很可惜的事情。

基本法不单单影响香港人,也影响外来的访客,因为他们面对的一些情况需要最起码一点点对一国两制如何运作的认识。

例如香港是独立的司法管辖区,可以自行跟别的司法管辖区商讨双重征税协定。最初其他司法管辖区感到有点儿混乱,不太肯定这怎可能发生。我们就得跟他们解释,甚或向他们游说,让他们明白这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事情。

我们挺常跟内地官员见面,比方说来自外交部的律师。外交部也邀请我们参与多边条约的谈判。

我曾经参与一个中国代表团,到海牙出席有关国际私法的会议。同行的有来自内地和澳门的律师,我更加以中国代表的身份在会议上发言。

中国政府投放了好多资源,确保他们的官员都是高度受训的。曾经跟我接触过的那些,有不少持有英国或者美国大学的学位,法律知识最起码跟我们不相上下。他们就好像来自其他部门的同事,没什么区别。

到了1980年代末期,我想过要离开香港,一部分是因为我以为1997年后我不会有机会留下,尤其是1991年我出任了民事检察专员。

到了1996年,我获悉如果我愿意留下,就可以留下来,那我就想会再干5年吧!结果现在也快10年了,似乎我除了做到退休,也不太可能到别的地方工作了。

过去10年最明显的变化是空气质素,那未必对人体有害,但是视觉上的影响很明显。海港也比从前越来越窄了。不过纵使人们有多习惯旧的启德机场,新机场还是让往返香港的经历更加愉快。

还有内地来香港的游客,跟香港到内地工作的人数不断增加,都是最巨大的改变。

我有两个女儿,大女儿曾经在香港教书,但是现在成了在伦敦工作的律师,而我的小女儿还在香港念书。

我10年后会在哪里?我的太太现在在新西兰,所以我猜我会同时在几个地方有个家:一个在香港、一个在伦敦、一个在新西兰……时不时飞来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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