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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06月29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22:10北京时间 06:10发表
陈方安生访问摘要(一)
香港主权移交10周年专题
BBC中文网记者 尤翠茵

西方传媒喜欢形容陈方安生是英国为香港留下来的最后一点“血脉”。

陈方安生
陈方安生:一国两制是一个完全新的社会体制。
这名由港督彭定康挑选的公务员之首,主权移交前后都是夹在二元思想之中。在“中方对西方”的角度,她被定位为西方价值在香港的代表。

退休多年后,陈方安生突然在2006年高调走出来,要求中央政府予香港更多的政治改革,重新走入“中央对香港”的二元思想中。BBC中文部采访了这位香港人叫她“陈太”的主权过渡期前后的政务司司长。

记者: 香港主权移交10年,香港是否如你想象的那样?

陈方安生:香港回归10年,总体而言是落实了一国两制,香港人仍然是继续享有人权和自由,像宪制方面,也是得到延续性,如我们依然有独立行政立法司法三权,所以大致上,这10年有很多方面是值得庆祝的。

记者:香港其实在过去10年发生了很多事情,像你刚才所说的法治等,都曾经发生很多事情,那么有没有发生一些你认为不应该发生的事,并不是你当初所预计的那样?

陈方安生:我觉得要分多方面看,如果你回顾这10年香港发生的事情,如亚洲金融风暴、经济衰退、禽流感和沙士(SARS,萨斯)这一役,这些都是和回归没有直接的关系。事实上,这10年的香港是大概落实了一国两制,让香港能够克服这些困难。

当然市民在某些方面是特别关注的,像多次人大释法,特别是最近这两次的人大释法,都是没有透过特区政府要求,虽然大家都承认基本法是赋予中央有这个权力,但每次释法都动摇香港人对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特别是对司法的信心。

多次释法意义不同

记者: 如你所言,香港在回归后经过多次释法,第一次释法的时候,你是政务司司长,第二次释法的时候,你巳经退休。那时你的看法和心态是否有所改变?

陈方安生:每次所涉及的问题都是不一样的。第一次释法是因为内地有人来香港,那时我们是经过很审重、很详细的考虑。那时的结论是如果不进行人大释法,香港要接受大量国内的人来香港,而香港的社会服务和福利都是不足够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香港没有其他的选择。但接着有关普选的人大释法,对我们的信心是有冲击的。

记者:但在政府的角度而言,第二次释法是否都是为香港社会好?

陈方安生:这是见人见智,曾荫权任期的长短是一年或是两年,都不一定是为香港好。行政长官选举是权在中央,但立法会选举是根据基本法,任何有关立法会选举制度。

基本法写明,任何立法会选举制度的改变,只要得到三分之二的立法会议员通过,得到行政长官许可,只要上报中央。基本法没有提到立法会选举制度改变要得到中央批准。所以这一次的释法是打动了港人的信心。

香港人应该有多些声音

记者:那这10年,有没有甚么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却发生了?

陈方安生:当年我当政务司司长的时候,不一定有自由发表自己的意见。如今我退下六年,我觉得在政改方面,事实上香港人应该有多些声音,因为基本法承诺了香港人是要尽快有普选。

市民对普选诉求的声音是非常清晰的,所以我们希望行政长官可以在八月初发表的绿皮书,能够落实他对香港人作出的承诺,就是一个路线图和时间表迈向普选。

记者:那有没有一些事情是当你是政务司司长的时候,应该发生的却没有发生?

陈方安生:我大致上不会这样认为,因为一国两制是一个完全新的社会体制,这一段时间因为双方不同的发展和思维,所以是需要一段时间去磨合。在这一段时间是很需要和中央坦诚沟通,目前我觉得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某些政党在这方面不能和中央政府沟通,那如何可以促进理解和互相信任呢?

记者:这10年来,有一些政治事件突然发生,像你提早退休,这是否在你的预计之内?

陈方安生: 回归和我退休的时间已经相隔四年,很难在四年前预计会发生一些甚么事情。事实上,大家都不知道一国两制究竟是否可以成功落实。我认为大致上都是成功落实一国两制。

但当然有关政治改革那方面,这几年不论是中央或是有些人都设了关卡,如某些情况下香港人才有权落实一国两制或普选。基本法赋予的权力是很清晰的,所有这些权都是由中央赋予香港,那我们应该运用中央赋予香港的权,不多不少。

记者:那回归前的政府有没有为回归后的政府留下甚么问题?

陈方安生:我觉得没有特别的问题。因为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要求也改变,如国内经济这几年蓬勃增长,香港也经历了一段长期的经济衰退,在这方面,不论是政府体制和服务都要跟着时代变迁。

记者:在主权移交时你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

陈方安生:回归之前有关如草拟联合声明或基本法,我没有直接参与。我是在1993年才开始做政务司司长,那时已经落实联合声明和颁布基本法。

记者:那时作为公务员之首的感受和角色如何?

陈方安生:在政府内部,大家那时的集中力是尽一切的努力都是辅路,让特区政府可以好好地履行一国两制。在政府官员,尤其是政务主任那方面要本地化,这些工作在回归之前好几年已经开始做。

记者:高级公务员本地化的成效如何?

陈方安生:本地化是相当成功,特别是97回归之后,除了律政司是英国人不能留任之外,所有高级公务员都能够过渡。

“问责制很失败”

记者:但其后董建华行高官问责制,而你随即宣布辞职。有分析认为这是英国政府为香港所选的最高级公务员的离开,现在回望过去,你的感受如何?是否一个自然的发展?

陈方安生:管治的架构需要与时并进,所以在变动的期间,个人的荣辱并不重要。最重要是问一问现代香港的政府架构应该怎样变动,才能够适应呢?

我本人认为高官问责制实行了这几年,大家是有目共睹,大家都看到这个问责制是很失败。政治任命当然很多国家都有,但不要忘记我们的行政长官的认受性是相当有限,不是透过普选选出。我们的立法会议席也是有一半不是直选选出。

在这样的政制体格之下去引进政治任命,我认为是言之过早。所以我本人是不赞成实行高官问责制政治任命。大家都可以看到,如今的问责制,事实上是很失败的。

记者:那你当时有反对吗?

陈方安生:我当然有反对。我为何提早退休?是这样的一个改革,对整个的政府运作、对良好管治、对香港是有害无利。既然不能够令行政长官改变初衷,所以我宁愿自己早些请辞。

记者:但为甚么一定要实行高官问责制,那是董建华的要求,还是中央政府的要求?

陈方安生:那这个你要问董先生。我不认为这是中央政府的要求。可能董先生认为这样才适合香港的需要。

记者:问责制实施后,问责高官相继辞职。你那时候有没有想,如果不是实行了高官问责制,结果会好一些?

陈方安生:我认为是,如有关基本法23条的立法,在2003年逼使50万人上街游行。我认为,如果不是在高官问责制的政治任命之下,很可能整件事会做得好一些。

记者:何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

陈方安生:我不想说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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