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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0月06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4:02北京时间 22:02发表
共产制度在挡道

中国人谈中国
旅居英国作家 马建

中国作家陈桂棣、春桃夫妇耗时三年完成的报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获今年在柏林举办的2004年“尤利西斯”国际报告文学奖(Lettre Ulysses Award)。

在今年的七部入围作品,其中《非洲的悲剧和希望》、《卢旺达大屠杀幸存者实录》、有关9.11的《美国的土地》以及《非洲难民涌入西方》等,都是世界著名出版社的重头书,不容轻视。

国家为了对农村社会的控制,将更努力加强伸入到乡镇的“连队干部”的建设,而所需的费用确依然靠“抢光”政策来充实。这种阶级利益的冲突,是共产制度自己制造的。
陈桂棣、春桃夫妇的《中国农民调查》,继承了八十年代的刘宾雁精神,用报告文学的方式记述了农村税费改革的起因与推行的全过程,内容多是“禁区”和第一次披露的幕后新闻,所涉及的人物上至中央领导、省市地方大员,下至农村基层干部、广大农民,绝大多数也都点出了真名实姓。作者以诚实和对底层民众真切的爱,以及时代知识分子中少见的实践精神,使他们的创作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敬佩。不能想象贫穷和沉默在共产中国如此并存着,更不能想象罪恶和苦难与建国同时延续了达半个世纪之久。这本书能够胜出,真令那些正在欢渡国庆节的人们汗颜。

刘宾雁冲开“新中国”报告文学禁区

回看报告文学的发展,几乎都是左派知识份子摇旗呐喊的声音,也都是为民代言的檄文。特别是从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之后,报告文学随着报纸登陆中国,成为思想变革的重要依据。特别是“五四”运动,冰心、瞿秋白、鲁迅都写作报告文学。除了宣扬爱国主义精神,同情人民生活疾苦的作品如夏衍的《包身工》、萧干的《流民图》也很多。

但当这批左派作家成为权力人物时,号称“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们,便成为践踏良心、践踏社会公正的文痞。在毛式独裁统制下,像林昭那么具备道德良知和勇气的人,只能在被扼杀了的“右派”群体之间寻找了。

有报告文学之父称谓的作家刘宾雁,从五十年代的“右派大起义”以后,一直是“新中国”的照妖镜。八十年代发表的报告文学《人妖之间》、《一个人和他的影子》、《艰难的起飞》、《关东奇人传》、《没有上银幕的故事》等,都是为受迫害、受打击、受折磨的亿万人民取个公道。特别是《三十八年的是与非》和《第二种忠诚》等作品,更是惊世之作,在新闻史和文学史上都留下了光彩的篇章,一时洛阳纸贵。他和方励之一起,晃动了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大门。一直干到共产党把他开除了党籍。

刘宾雁是山东人,有着鲁国人的豪气和傲气。可以说是典型的知识份子为民请愿的代言人。

农民、农村和农业的处境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但自古农民都是处在社会的最低层。就算起义成功,农民命运依旧。毛泽东本人也是利用“唤起工农千百万”夺了天下。这是一个合乎中国人的思维模式的政治环境;由于农民不会说话,农村自身无法变革,而代言人很快成为旧制度的继承者。

五十年代的土地改革使农民尝到了些参加革命后的胜利感。也是中国共产党为稳固政权做了点“抚民”手势。很快毛泽东就变脸收了回来。

八十年代的改革是以农村的“家庭承包责任制”为开端的,土地产权开始回归农民,尽管这个权利很不稳定,但中国的巨变,确实是在《中国农民调查》一书描写的那个县镇发生了。这“半截子”土地承包改革,后来被城市经济发展给遗忘了。今天那里的农民依然没有土地财产权,更没有什么现代的社会保障了。

不断地走进乡村社会,向当权者表达农民的政治主张,发动和组织他们变成一个与城市人同样的阶层,成立代表他们意见的农会,重复一遍中国历史吧。
农村,一直是共产党用来惩罚反叛者的二等大监狱。早忘了他们当年起义时喊的“打土豪,分田地”的承诺了。因为他们自己当上了“土豪”。

但九十年代,农村的政治危机开始大面积发生。农民不会像六十年代那样,站在地上等着饿死。正如《中国农民调查》所揭示的那样,大规模的农民反抗与镇压形成了全国的“农民暴动”。 也同二十年代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暴动主要集中在湖南、湖北和江西、安徽一样,这一次最具典型的还是在这些地区。这些事件的具体诱因各有不同,但农民负担太重是根本原因。

今天的农民们喊着:“要求民主权利!”“减轻农民负担,反对贪官污吏!”“万众一心抗重税!”冲进了乡镇党政机关。

毛泽东假如转世的话,又可以从“减负代表”干到“减负反贪委员会主席”了。

停止对农民的剥夺,还利于农民,依然是二十一世纪的知识份子去表现勇气和智慧的领域。在农民没有自己的力量,没有社会发言权的时代,靠良知为农民请命,把反抗行为引向法理诉求,虽然不是上策,但总还是个举动。总不能让“毛二世”再“打土豪分田地”了吧。

今日农民的“秋收起义”与二十年代的政治诉求有明显的变化。前者的利益冲突大都表现为国家与农民之间的矛盾,县镇干部处于中间人角色。从《中国农民调查》里我们发现,国家竟成了调和者的角色。温家保、朱容基、李鹏等总理们不断下文件保护“三农”,而那些他们体制下的干部党员们确成了前方的“人肉炸弹”。一方面为捍卫党的面子,另一方面又要解决自己的“粮弹”问题而冲锋陷阵。因为他们的党中央同时规定:你们吃的、喝的、穿的和升官的政绩等,一切财源,都要从“敌方阵地”那里去找。县、乡两级地方政府的财政危机,最终转嫁为各种税、费、摊派的农民负担,而打响了第一枪。一场反剥削反压迫的“农民战争”在神州大地正漫延开来。国家为了对农村社会的控制,将更努力加强伸入到乡镇的“连队干部”的建设,而所需的费用确依然靠“抢光”政策来充实。这种阶级利益的冲突,是共产制度自己制造的。

反对共产党体制的压榨意识,还没有在农民中形成共识。去北京上访,找到“党中央”还是他们人生的努力方向。知识界的呼吁;像二等公民、还农民国民待遇等口号,是很难传到那些穷乡僻壤的。

《中国农民调查》获得国际报告文学大奖,将会加快人们对中国农民处境的追问。

打着平等招牌,给农民的却是囚犯待遇

与城市人平等的公民身份权利还是农民们的梦想。自从“农民干部”胜利入城以来,这种分隔制度就成了建国的法宝。除了种地以外,不准离开居住地,除了控制他们的产品,也控制他们的人生机会。能“出狱”去城市,除了当地干部的批准,到了火车站更是要小心被抓住遣送罚款的处罚。混进了城市的也要办理未婚证、生育证、务工证、暂住证等,各种证件办齐了要数百元。这己在近九亿农民的心灵上,都烙了一个和纳粹给犹太人缝在身上的耻辱印记一样。

这种敲诈勒索是反复进行的,因为都是短期证件。上海市十月一日起施行的新的居住证制度,算是换了包装的户籍制的延续。以后去上海打工哪怕超过三天,都要交二十五元的办证费。还不包括要具备多少证之后才给办这个证了。

农民进城必须不断地掏钱从政府那里换取劳动权和居住权的认可,这实在是共产党一大发明。户口买卖是公安系统一大产业。呼吁给农民在就业、教育、迁徙和纳税以平等的权利成了供城市人换换感觉的长期的电视娱乐节目。

有了工打的民工其实也被排斥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民工们没有城市户口买汽车月票或地铁月票都比原价贵二倍。就连买一个全通手机号,还得找一个本地人做担保。在洛阳发生的大火事故处理结果,就更令人生气:对城市户口的死难者赔偿四万元,而农业户口死难者赔偿一万元。命的价格等于城市人的四分之一。

骗人的税费改革

现行的农业税制度还是脱胎于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筹集军费军粮的政策。它在本质上仍属于传统直接税,本身就是农民的沉重负担。那些穷根据地粮食大都不能自给,农民连温饱都难以维持,竟然养活那么多的脱产干部和军队。但为了抗日救国,农民甘愿被榨取了所有的农业剩余。

我认为统一城乡税制的关键就是废除农业税,通过工农产品税收一体化,实现城乡居民均衡负担。农村社会的福利保障制度,也就应此产生。

一九五八年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只是适应人民公社。个人无法从农产品中获得好处,己演变成为国家思想改造教育的一部份;越穷越红,越穷越进步。这也形成了鉴定国人品德的标准。同时,国家拿走了这些巨额资金,来发展工业化以巩固政权。

可以说,把“穷”作为国策去推广,穷是好人,富是坏人,继而成为农村人的生活准则的,则只有毛泽东一人。饿死三千万农民,共产党没道一声谦的也只有中国。哪还指望这种政府去要日本人道歉呢。

从《中国农民调查》一书里,我们不难看出,农业税制与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的背后,除了扩大城乡隔绝,还保证了农民收入不断变为国有工业资本,去建那些现代化城市或面子工程,还更具有掩盖负担差距的屏障效应。也防止了农民富了,进入城市以逃避这种负担的新手段。而农业特产税更是防备万一农民不小心多赚了钱而发的“杀手锏”文件,是一把逼农民不死又不活的“以人为本”的利刃。

加入WTO后,农业税制结构将面临改革,特别是征收农业特产税,则不利于农副渔产品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取消农业特产税,是降低成本增加品种的重要一环。

最近,政府还时不时地在媒体宣布;若干年后,将对农民免税。这就像他们宣称若干年后过共产主义日子一样地荒唐。人人都明白,各社会阶层之间都要公平纳税的道理。

只纳税没任何回报的“臭老大”

看了河南爱滋病人为了让儿子能上学,抽几筒血交学费,为了让孩子读书,把政府发的一百元买救命的药品卷,兑换成二十多元,也交给儿子用。真令人难过又气愤。苦到这种地步根本就不是人生了。

农民老大哥根本不知道生活的权力是属于自己的,他们完全接受要拼命挣钱,才能供孩子读书的现实。

甚至有病就等死也不逃命了。能将九亿人口不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之内,这在近代史上都是没有先例的。农民因病致贫的现象很普遍。练法轮功治病几乎是农民们的救命药。但被抓到了几乎不打死也要家破人亡。己被弄死的七百多名法轮功学员,大部份都是农民。

邓小平当年发话让农村实现小康生活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农民享有初级的医疗卫生保障。怎么这牛吹完了就死了忘了?更别提农村的义务教育、敬老院、文化娱乐或什么校舍道路维修等应当由国家投入等大谎言了。如这样,何必还要全世界人捐款“希望工程”来开办农村教育呢。

下载张农民手里要交的帐单,就明白这苦日子也太难熬了:年收入只有三百八十八元。但要交出去一千二百元。

  • 农特税: 十六元 (该村除了稻谷没有特产)
  • 屠宰税: 三十二元(这户人家从未杀过牲畜)
  • 镇提留: 一百二十一元
  • 村提留: 一百二十八元
  • 镇水利: 一百二十八元
  • 化肥费: 三百元
  • 水费: 三十四元
  • 电费: 一百二十元
  • 消防费: 八元
  • 防洪费: 十四元
  • 租耕牛费: 一百八十元
  • 五保户费: 五十六元
  • 农网改造费:六十九元

看了这个帐单,谁还会当中国农民,真不如动物园里的畜牲。此家农民一年根本就没有生活费。大概只吃盐,只穿上一代人传下来的衣服。

当一个“畜牲”的国家领导人也太畜牲了。

一个国家的三分之二人口是“国际难民”

今天的中国政府虽然不再是那只湖南"恶狼"了,但继承者依然披着己死的那只"狼"的皮。时间久了也许就撕不下来了。胡锦涛为了自己看起来与狼皮协调,依然采用着狼的策略,把民主说成是西方产品,不适合中国。那他们信奉的马克思思想和资本主义经济不都是来自西方的吗?

《中国农民调查》的获奖,希望能够唤醒一些冷漠和麻木了的中国作家,重新去发现极权社会的弊端,特别是那些被制度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三分之二的农民。也许你给不了农民“国民待遇”,也救不了他们,但可以从那个铁板上下来,不配合那个制度,减轻点重量,就算是有良心了。

《中国农民调查》一书,展示了这个被中国遗忘了的中国人的生存权。也把引领了改革开放之先的安徽农民,现在又沦为如此难堪境地的现实凸现出来。该书对共产党以夺取九亿农民的生存权,而建造成十几个现代大城市的“闪光点”业绩,进行了反讽。如果按西方社会的标准来看,中国九亿以上的农民都是“国际难民”。这些人既得不到政府的医疗服务,也无任何福利亨用,除了“喘气权”,几乎连受教育权和生育权都没有。除了上缴政府各种税款,得不到社会的哪怕是点“面子”的回报。

报告文学一直是发展中国家的舆论工具,也是保持与现实生活的沟通管道。面对中国如此严峻的问题,中国作家是不应该缺席的。也因此,替九亿人民说话的《中国农民调查》一书,获得大奖正符合了该奖的准则:替那些不能说话的人们发出了声音。

期盼中国的作家,或者其它知识份子,比如律师、记者、教授、专家,乃至行政官员、司法人员、人大代表等,能不断地走进乡村社会,向当权者表达农民的政治主张,发动和组织他们变成一个与城市人同样的阶层,成立代表他们意见的农会,重复一遍中国历史吧。我们的嘴巴说什么都是纸上谈兵。毛泽东当年溜进湖南农村的行动值得重复。只是别再混出个“独裁大救星”,就是中国农民的万幸了。

2004/10/1 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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